這場大雪覆蓋的範圍很廣，近畿的天津，也是“大雪尺許”。[10]翰林院侍讀學士惲毓鼎（1862—1917年，字薇孫，一字澄齋，河北大興人，祖籍江蘇常州。光緒十五年進士）得南方來京的友人相告，“入湖北孝感境即遇雪，愈北愈大”[11]。陝西的大雪從除日下起。臘月下旬從陝西出發趕赴北京就讀清華學堂的吳宓（1894—1978年，陝西涇陽人，字雨僧、雨生），二十六日（1月26日）剛到河南的陝州即遇雪，繼續乘馬車走了兩天，抵達河南府，換乘火車。因為京師鼠疫流行，京奉鐵路暫停運營，除夕和新正都滯留在河南府。此地的大雪，到除夕夜已經停止，“晨起而日光煦煦，天已大晴。四野積雪至厚，望之一色。赤日紫霞遠映其上，新霽景色至研且麗。”不過，美景當前，被迫待在客棧的吳宓卻心緒不佳，“曉光未出，棧人即起。爆竹鳴鳴，香花融融，太平酣嬉，慶賀新年。旅客聞之，究竟有何意味。人生百年，年年此日，亦事之常，況事業無成，時局方厄，尚何言慶祝雲雲也。”直到新政初二登車北上，他的心情才漸漸轉好，望眼窗外，“四野積雪未消，望之一白，為風所擁，雪表麵乃作波浪痕。車行既速，憑窗外望，雪波洶湧，儼似流動於足下。遠顧天際一色，真不啻在滄海中行也。……此諸日間飛行千餘裏，乃雪色仍彌望一白，真個瓊瑤世界也。”[12]
同是新正，江南無雪，有雨。據執教於家鄉江蘇東台縣立中學和師範學堂的吉城（1867—1928年，字鳳池）所記，當地除夕子夜雷雨，元旦白天放晴。[13]江蘇諮議局議長張謇（1853—1926年，字季直，號嗇庵，祖籍江蘇常熟，生於江蘇海門，光緒二十年恩科狀元）回到家鄉南通，拜廟應客之餘，還要處理些家事業務。[14]辭官裏居的葉昌熾（1849—1917年，字蘭裳，又字鞠裳、鞠常，晚號緣督廬主人。原籍浙江紹興，後入籍江蘇長川。光緒十五年進士），在蘇州迎來新的一年。不過，自從1906年學政裁撤回鄉，葉昌熾就已經心灰意冷。1910年底，他辭去勉強承乏的江蘇存古學堂史學講席。辛亥元旦的天氣和他的心情都相當陰沉，他在日記中寫道：“行年六十三矣，德不加進，歐風浸灌，新國民新少年如飲狂藥，吾輩如陳人宿物，舊時所學，盡成土苴。過新年後，隻可蟄居不出，即以此日為始。”[15]可以說，對於葉昌熾而言，清朝雖在，卻已經山河變色，不複往日風光了。
和江蘇一樣，湖南長沙也是年前有雨，不過除日已經轉陰，元旦天色放晴。可是湘中大儒王闓運（1833—1916年，字壬秋，又字壬父，號湘綺，湖南湘潭人。鹹豐舉人）的心情並不比葉昌熾好，因為除日“長雷周庭，甚駭聽聞”。據說：“己亥冬臘日，衡州震雷，其日楊叔文電達慈禧，諫立阿哥；丙子冬雷，西洋遊人不許登岸；今皆成盛時事矣。”天有異相，預示著人間有災禍，所以王闓運作了一首記異詩，“己歲冬雷天聽高，紅鐙過處盜如毛。十年危苦支殘局，三月烽煙落節旄。除日幸無台避債，長雷驚似鼓鳴皋。天心人事俱難測，且酌屠蘇學脯糟”。隻是苦中作樂也有所不能，次日元旦，聽說“昨電擊電話柱，又正當臬接印時，此鼓妖也”[16]。在熟讀經史而語多妖妄的王闓運看來，妖異現應是天下亂的征兆。
同在長沙的湖南粵漢鐵路總公司坐辦、總理餘肇康（1854—1930年，字堯衢，號敏齋，湖南長沙人，光緒八年舉人，十二年進士），辛亥新正的感覺與王闓運全然不同，庚戌除日，風雨雷電，晝晦三次，雷聲甚猛，不知何祥。可是次日早晨，天獲暢晴，氣象甚佳，“今年定卜時和年豐，為之快忭”。不想後來局勢的發展變化完全出乎餘肇康的意料。民國成立後，丙辰八月二十四日（1916年9月21日）他於除日條補注道：“嗚呼！明年今日，國變已四日矣……以見天乃定以行與事示之之至顯意。”癸亥（1923年）浴佛後三日，又於新正條補注道：“所為痛哭流涕長太息。”[17]對自己未能及時正確領悟天意以至於對時局劇變準備不足而感到痛心疾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