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 年，秦王嬴政完成了統一大業，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高度集權的“大一統”的專製主義帝國。秦王朝執政時間短暫，公元前207 年被民眾武裝暴動推翻。秦短促而亡，其失敗，在後世長久的曆史記憶中更多地被賦予政治教訓的意義。然而人們回顧秦史，往往都會追溯到秦人從立國走向強盛的曆程，也會對秦文化的品質和特色有所思考。許多代學者就此進行了長期的認真的研究，得考古發掘收獲等多重證據，相關認識有所深入。
“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
秦人有早期以畜牧業作為主體經濟形式的曆史。《史記》卷五《秦本紀》說秦人先祖柏翳“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漢書》則作“育草木鳥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養育草木鳥獸”（卷二八下《地理誌下》），經營對象包括“草木”，暗示農業和林業在秦早期經濟形式中也曾經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秦作為政治實體，在兩周之際得到正式承認。秦人起先在汧渭之間地方建設了畜牧業基地，又聯絡草原部族，團結西戎力量，國力逐漸強大，後來向東發展，在雍（今陝西鳳翔）定都，成為西方諸侯國家，與東方列國發生外交和戰爭關係。秦國的經濟進步，有利用“周餘民”較成熟農耕經驗的因素。秦穆公時代“益國十二，開地千裏，遂霸西戎”，“廣地益國，東服強晉，西霸戎夷”（《史記》卷五《秦本紀》），是以關中西部地區作為根據地實現的政治成功。
史書明確記載，商鞅推行變法，將秦都由雍遷到了鹹陽。《史記》卷六八《商君列傳》記載，商鞅任大良造，“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鹹陽，秦自雍徙都之”。定都鹹陽，是秦史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因此形成了秦國興起的曆史過程中的顯著轉折。遷都鹹陽，有將都城從農耕區之邊緣轉移到農耕區之中心的用意。定都鹹陽，是秦政治史上的輝煌亮點。商鞅頒布的新法，有擴大農耕的規劃，獎勵農耕的法令，保護農耕的措施。於是使得秦國在秦孝公執政、商鞅變法時代實現了新的農業躍進。而指導這一曆史變化的策劃中心和指揮中心，就在鹹陽。鹹陽附近也自此成為關中經濟的重心地域。《史記》卷二八《封禪書》說：“霸、產、長水、灃、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鹹陽，盡得比山川祠……”說明“近鹹陽”地方水資源得到合理利用。
關中於是“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漢書》卷二八下《地理誌下》），被看作“天府之國”（《史記》卷五五《留侯世家》），因其豐饒，千百年居於經濟優勝地位。
回顧春秋戰國時期列強競勝的曆史，對後世影響比較顯著的國家，多位於文明程度處於後起地位的中原外圍地區。其迅速崛起，對於具有悠久的文明傳統的“中國”即黃河中遊地區，形成了強烈的衝擊。這一曆史文化現象，就是《荀子·王霸》中所說的：“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強殆中國。”“五霸”雖然都崛起在文明進程原本相對落後的“僻陋”地方，卻能夠以新興的文化強勢影響天下，震動中原。“五霸”所指，說法不一，如果按照《白虎通·號》有關“五伯”的說法，是包括秦穆公，即所謂“秦穆之霸”的。
在戰國晚期，七雄之中，以齊、楚、趙、秦為最強。到了公元前3 世紀的後期，則秦國的軍威，已經勢不可當。在秦孝公與商鞅變法之後，秦惠文王兼並巴蜀，宣太後與秦昭襄王戰勝義渠，實現對上郡、北地的控製， 使秦的疆域大大擴張， 時人除“ 唯秦雄天下”
（《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之說外，又稱“秦地半天下”（《史記》卷七〇《張儀列傳》）。秦國上層執政集團可以跨多緯度空間控製，實現了對遊牧區、農牧並作區、粟作區、麥作區以及稻作區兼行管理的條件。這是後來對統一王朝不同生態區和經濟區實施全麵行政領導的前期演習。當時的東方六國，沒有一個國家具備從事這種政治實踐的條件。
秦兼並天下，“如暴風雷雨，閃擊中原”
秦統一的形勢，翦伯讚說，“如暴風雷雨，閃擊中原”，證明“任何主觀的企圖，都不足以倒轉曆史的車輪”（翦伯讚：《秦漢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 年，第8 頁）。秦的“統一”，有的學者更願意用“兼並”的說法。注意“曆史的車輪”之說，應當理解當時社會意識向往“天下”“定於一”（《孟子·梁惠王上》）的共同傾向。《公羊傳·隱公元年》首見“大一統”說。而儒學之外的其他學派，也有相近的文化表現。如《莊子·天道》：“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
“帝王天子之德也……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又說“一心定而王天下”。《墨子·尚同中》：“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荀子·不苟》也說“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眾”。作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子》一書中“天下”這一語彙出現頻度最高，達267 次。如《解老》“進兼天下”，《飾邪》“強匡天下”，《製分》“令行禁止於天下”等。成書於秦地的《呂氏春秋》可見“天下”凡281 次。
秦統一的實現，後人稱之為“六王畢，四海一”（〔唐〕杜牧：《阿房宮賦》）。其實，秦始皇完成統一的空間範圍，並不限於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原戰國七雄統治的地域，亦包括對嶺南珠江流域的征服以及“西北斥逐匈奴”（《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據《史記》卷七三《白起王翦列傳》，“（王翦）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從記述次序看，事在王賁、李信“破定燕、齊地”
及“秦始皇二十六年，盡並天下”之前。遠征南越，是秦統一的戰略主題之一。而蒙恬經營北邊，又“卻匈奴七百餘裏”（《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南海和北河兩個方向的進取，使得秦帝國的版圖遠遠超越了秦本土與“六王”故地的總和。
秦實現統一的原因
在對於秦文化的討論中，不可避免地會導入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戰國七雄的曆史競爭中最終秦國取勝？為什麼是秦國而不是其他國家完成了統一這一曆史進程？
應當怎樣認識秦人實現統一的原因？按照秦始皇自己的宣傳，稱“德並諸侯”“烹滅強暴”，又說：“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鹹伏其辜，天下大定。”（《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自詡立足正義以“誅暴亂”，同時感謝“宗廟之靈”。而賈誼《過秦論》“續六世之餘烈”的說法，也肯定秦王嬴政前代君主的曆史作用。李斯的總結，突出強調其政策和策略的合理：“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遊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鬥士，尊功臣，盛其爵祿”（《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