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史記》有歸結為“天命”，又言“若天所助”的說法：“是善用兵，又有天命。”（卷四《周本紀》）“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並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卷一五《六國年表》）對於秦所以能夠實現統一的原因，近世尤多有學者討論。有學者認為，秦改革徹底，社會製度先進，是主要原因。曾經負責《睡虎地秦墓竹簡》定稿、主持張家山漢簡整理並進行秦律和漢律對比研究的李學勤曾經指出：“睡虎地竹簡秦律的發現和研究，展示了相當典型的奴隸製關係的景象。”“有的著作認為秦的社會製度比六國先進，筆者不能同意這一看法，從秦人相當普遍地保留野蠻的奴隸製關係來看，事實毋寧說是相反。”（《東周與秦代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290—291 頁）對於秦富國強兵，終於一統的具體的條件，可以進行技術層麵的分析。研究者注意到秦國在水利經營、交通建設、機械發明、動力革命等方麵體現的優勢，實現了國家綜合實力的上升，成為在軍事競爭中勢不可當的重要因素（王子今：《秦統一原因的技術層麵考察》，《社會科學戰線》2009 年9 期）。而管理方式的進步與鐵質工具的普及，也表現出對東方六國的某種意義上的超越。秦的學術文化傾向特別注重實用之學的特點（王子今：《秦文化的實用之風》，《光明日報》2013 年7 月15 日），與這一曆史現象有關。秦在技術層次的優勝，使得秦人在兼並戰爭中能夠“追亡逐北，伏屍百萬”，“宰割天下，分裂河山”，最終“振長策而禦宇內”，“履至尊而製六合”（賈誼：《過秦論》）。當然，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秦國專製君權較早就發展出了相當之高的政治控製和社會動員能力”（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年，第226 頁），能夠“有效地規範行政秩序和官員行為”，“保證行政機器的精密運轉”（閻步克：《波峰與波穀——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56 頁），也是重要的原因。從秦執政者自我宣傳的言辭看，若幹措施“使秦國成為戰國七雄中政治最為清明的國家”（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中華書局，2011 年，第10頁），而這正是能夠“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史記·秦始皇本紀》）的重要條件。
“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
秦的統一，是中國史的大事件，也是東方史乃至世界史的大事件。對於中華民族的形成，對於後來以漢文化為主體的中華文化的發展，對於統一政治格局的定型，秦的創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秦王朝推行郡縣製，實現中央對地方的直接控製。皇帝製度和官僚製度的出現，也是推進政治史進程的重要發明。秦始皇時代實現了高度的集權。皇室、將相、後宮、富族，都無從侵犯或動搖皇帝的權威。執掌管理天下的最高權力的，唯有皇帝。“夫其卓絕在上，不與士民等夷者，獨天子一人耳。”（章太炎：《秦政記》）與秦始皇“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的樂觀設想不同，秦的統治未能長久，但是，秦王朝的若幹重要製度，特別是皇帝獨尊的製度，卻成為此後兩千多年的政治史的範式。後來曆代王朝的行政體製形式有所不同，但是皇權至上的專製主義性質並沒有改變。
秦政風格延續長久，對後世中國有長久的規範作用，也對東方世界的政治格局形成了影響。如毛澤東詩句所謂“百代都行秦政法”（《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第361 頁）。
而譚嗣同對自秦以來君權“橫暴”激烈批判的言辭，則稱“（李斯）其為禍亦暴著於世矣”，“以尊君卑臣愚黔首，自放縱橫暴而塗錮天下之心”，而曆代承襲，甚者推崇君權，“顯背民貴君輕之理，而諂一人，以犬馬土芥乎天下，至於‘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悲夫悲夫！民生之厄，寧有已時耶！故當以為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譚嗣同：《仁學》）秦王朝在全新的曆史條件下帶有試驗性質的的經濟管理形式，是值得重視的。貨幣的統一，度量衡的統一，創造了經濟進步的條件。
其他經濟措施，在施行時有得有失。秦時由中央政府主持的長城工程、馳道與直道工程、阿房宮工程、麗山工程等規模宏大的土木工程的規劃和組織，表現出經濟管理水平的空前提高，也顯示了相當高的行政效率。秦王朝經濟管理的軍事化體製，以苛急的政策傾向為特征。而以關中奴役關東的區域經濟方針顯現的弊病，也為後世提供了深刻的曆史教訓。秦多以軍人為吏，必然使各級行政機構都容易形成集權專製的特點，行政和經濟管理於是有軍事化的風格，統一後不久即應結束的軍事管製階段在實際上無限期延長，終於釀成暴政。
秦王朝的專製統治表現出高度集權的特色，其思想文化方麵的政策也具有與此相應的風格。秦王朝雖然統治時間不長，但是所推行的文化政策卻在若幹方麵對後世有規定性的意義。“書同文”原本是孔子提出的文化理想。子思作《中庸》，引述了孔子的話：“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書同文”，成為文化統一的一種象征。但是在孔子的時代，按照儒家的說法，有其位者無其德，有其德者無其位，“書同文”實際上隻是一種空想。戰國時期，“書”不“同文”的情形更為嚴重。正如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敘》所說，“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於是禮樂典籍受到破壞，天下分為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於是，秦滅六國，實現統一之後，丞相李斯就上奏建議以“秦文”為基點，欲令天下文字“同之”，凡是與“秦文”不一致的，統統予以廢除，以完成文字的統一。曆史上的這一重要文化過程，司馬遷在《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的記載中寫作“書同文字”與“同書文字”，在《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與《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中分別寫作“同天下書”“同文書”。秦王朝的“書同文”雖然沒有取得全麵的成功，但是當時能夠提出這樣的文化進步的規劃，並且開始了這樣的文化進步的實踐，應當說，已經是一個值得肯定的偉大的創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