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在思想文化方麵謀求統一，是通過強硬的專製手段推行有關政策的。秦始皇焚書坑儒，是商鞅“燔《詩》《書》而明法令”
（《韓非子·和氏》）行為的繼續，即企圖全麵擯斥東方文化，以秦文化為主體實行強製性的文化統一。對於所謂“難施用”（《史記》卷二八《封禪書》）“不中用”（《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的學說，不惜采用極端殘酷的手段。對於這種文化政策，東方知識人或以“吾為無用之學”，“秦非吾友”的態度予以抵製（《資治通鑒》卷七《秦紀二》“始皇帝三十四年）。
錢穆曾經發表的意見，我們未必完全讚同，但也許依然可以提供開拓思路的啟示：“中國版圖之恢廓，蓋自秦時已奠其規模。近世言秦政，率斥其專製。然按實而論，秦人初創中國統一之新局，其所努力，亦均為當時事勢所需，實未可一一深非也。”（錢穆：《秦漢史》，三聯書店，2004 年，第20 頁）秦史的世界影響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將東周時代的中國劃分為中原、北方、齊魯、楚、吳越、巴蜀滇、秦七個文化圈。關於其中的“秦文化圈”，論者寫道：“關中的秦國雄長於廣大的西北地區，稱之為秦文化圈可能是適宜的。秦人在西周建都的故地興起，形成了有獨特風格的文化。雖與中原有所交往，而本身的特點仍甚明顯。”關於戰國晚期至於秦漢時期的文化趨勢，論者指出“秦文化的傳布”這一時代特點，“秦的兼並列國，建立統一的新王朝，使秦文化成為後來輝煌的漢代文化的基礎”。秦的統一“是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轉折點”，繼此之後，漢代創造了輝煌的文明，其影響，“範圍絕不限於亞洲東部，我們隻有從世界史的高度才能估價它的意義和價值”（《東周與秦代文明》，第10—11 頁，第294 頁）。理解秦文化影響宏遠的意義，應當重視“從世界史的高度”進行考察。
秦人接受來自西北的文化影響，應當是沒有疑義的。周穆王西行，據說到達西王母之國，為他駕馭乘車的，就是以“善禦”得“幸”的秦人先祖造父（《史記》卷五《秦本紀》）。秦早期養馬業的成功，應當借鑒了草原遊牧族的技術。青銅器中被確定為秦器者，有的器形“和常見的中國青銅器有別，有學者以之與中亞的一些器物相比”。學界其實較早已經注意到這種器物，以為可能“模仿中亞的風格”。有學者正確地指出，應當重視秦與西北方向的文化聯係，重視秦文化與中亞文化的關聯。但是以為郡縣製的實行可能來自西方影響的看法可能還有待於認真的論證。戰國時期，不僅秦國，不少國家都實行了郡縣製。李學勤指出：“郡縣製在春秋時已有萌芽，特別是‘縣’，其原始形態可以追溯到西周。到戰國時期，郡縣製在各國都在推行。”（《東周與秦代文明》，第146 頁，第289—290 頁）蒙恬抗擊匈奴，“斥逐北胡”（《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列傳》張守節《正義》引服虔雲），有人認為最終使得匈奴無法南下，隻得西遷，影響了後來的世界民族分布格局。陳序經在考察公元前3 世紀中原民族與匈奴的關係時寫道：“歐洲有些學者曾經指出，中國的修築長城是羅馬帝國衰亡的一個主要原因。他們以為中國修築長城，使匈奴不能向南方發展，後來乃向西方發展。在公元四至五世紀的時候，匈奴有一部分人到了歐洲，攻擊哥特人，攻擊羅馬帝國，使羅馬帝國趨於衰亡。”陳序經認為：“長城的作用，主要用於防禦匈奴入侵。匈奴之西徙歐洲是匈奴經不起漢武帝和漢和帝的猛烈攻擊，但是中國勞動人民所修築的長城，象征了秦王朝的強盛和阻止匈奴南下掠奪的決心。長城的主要作用是防守，當然，做好了防守同時也為進攻做好準備。長城不一定是羅馬帝國衰亡的一個主因，然長城之於羅馬帝國的衰亡，也不能說是完全沒有關係的。”（陳序經：《匈奴史稿》，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184—185 頁）匈奴向西遷徙至於歐洲的曆史趨向，有的學者認為起始於秦始皇令蒙恬經營“北邊”（比新：《長城、匈奴與羅馬帝國之覆滅》，《曆史大觀園》1985 年第3 期）。有的學者更強調蒙恬主持修築秦直道的軍事史作用（徐君峰：《秦直道道路走向與文化影響》，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2018 年，第158—226 頁）。相關討論，可能還需要更細致的學術考察。
秦實現統一，“地東至海暨朝鮮”（《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而據漢文帝時人追述，“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史記》卷二五《律書》）。朝鮮王滿，即曾“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伇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漢書》卷九五《朝鮮傳》）。《三國誌》卷三〇《魏書·東夷傳》記載：“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其言語”“有似秦人”。其部族代號使用“秦”字：“今有名之為秦韓者。”
秦代徐巿東渡，“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史記》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傳》）。所擇定的新的適宜的生存空間，《後漢書·東夷傳·倭》推定為與“倭”相關的“海外”之“洲”。這或許可以看作東洋航線初步開通的曆史跡象。斯裏蘭卡發現半兩錢（〔斯裏蘭卡〕查迪瑪·博嘎哈瓦塔，柯莎莉·卡庫蘭達拉：《斯裏蘭卡藏中國古代錢幣概況》，《百色學院學報》2016 年第6 期），或許可以作為南洋航線早期開通的文物證明。理解並說明秦文化的世界影響，也是絲綢之路史研究應當關注的主題。
西漢時期匈奴人和西域人仍然稱中原人為“秦人”，《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上》及《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下》均有記載。東漢西域人使用“秦人”稱謂，見於《龜茲左將軍劉平國作關城誦》。肩水金關漢簡稱謂史料也可見“所將胡騎秦騎名籍”簡文（73EJT1:158），“秦騎”身份也值得關注。這些文化跡象，都說明秦文化對中土以外廣大區域的影響形成了深刻的曆史記憶。遠方“秦人”稱謂，是秦的曆史光榮的文化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