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天下一統”的曆史新識(1 / 2)

\/>8�司馬遷總結公元前8 世紀至公元前3 世紀的曆史趨勢,言終結於統一:“至秦始皇立,天下一統,十五年,海內鹹歸於漢矣。”(《史記》卷四《周本紀》)秦實現“天下一統”創建的新的政治格局和社會結構,並沒有因短祚而完結,對後世形成二千年的影響。對於秦統一,曆代史論、政論頗多評判。在新的學術條件下,有必要進行新的考察,以求形成新的理解。

秦統一的條件

關於秦統一事業的成功,秦始皇自稱“德並諸侯”,“烹滅強暴”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對於實現“天下一統”的因素,《史記》有“是善用兵,又有天命”(《史記》卷四《周本紀》)的說法。秦據西北僻陋之地迅速崛起,能夠“強殆中國”(《荀子·強國》),最終實現一統,自有重要的原因。以往曾有學者將商鞅變法解釋為由奴隸製走向封建製的社會形態進步的標誌,以為秦的統一在於改革徹底,使得先進的製度戰勝了落後的製度。然而許多跡象告訴我們,曆史真實顯然要複雜得多。正如李學勤所指出的:“近年有關秦的考古發現……特別是涉及奴隸製方麵的,使我們感到必須重新描繪晚周到秦社會階級結構的圖景。”“睡虎地竹簡秦律的發現和研究,展示了相當典型的奴隸製關係的景象”,“有的著作認為秦的社會製度比六國先進,筆者不能同意這一看法,從秦人相當普遍地保留野蠻的奴隸製關係來看,事實毋寧說是相反。”(《東周與秦代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290—291 頁)就這一曆史文化主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對於通過中國曆史走向說明社會發展的若幹規律是必要的。

對於秦富國強兵,終於一統的具體的條件,可以進行必要的分析。研究者注意到秦國在水利經營、交通建設、機械發明、動力革命等方麵體現的優勢,實現了國家綜合實力的上升,成為在軍事競爭中勢不可當的重要因素(王子今:《秦統一原因的技術層麵考察》,《社會科學戰線》2009 年第9 期)。而管理方式的進步與鐵質工具的普及,也表現出對東方六國的某種意義上的超越。秦的學術文化傾向特別注重實用之學的特點(王子今:《秦文化的實用之風》,《光明日報》2013 年7 月15 日),與這一曆史現象有關。秦在技術層次的優勝,使得秦人在兼並戰爭中能夠“追亡逐北”,“宰割天下”,最終“振長策而禦宇內”,“履至尊而製六合”(賈誼:《過秦論》)。

秦統一的規模

秦統一後形成了新的局麵, 後人曾經有“ 六王畢, 四海一”

(〔唐〕杜牧:《阿房宮賦》,《樊川集》卷一),“六王失國四海歸”

(〔宋〕莫濟:《次韻梁尉秦碑》,《宋詩紀事》卷四七)之說。其實,擊滅“六王”,不能完整概括秦統一事業。秦始皇實現的統一,亦包括北河拓進以及南海置郡。而秦帝國版圖的規模,也遠遠超越了秦本土與“六王”故地。《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記“西北斥逐匈奴”

與“略取陸梁地”事,係於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然而據《史記》卷八八《蒙恬列傳》“秦已並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及《秦始皇本紀》在二十六年(前221) 記述中已言“南至北向戶”,二十八年(前219)琅邪刻石有“皇帝之土……南盡北戶”語,可知這兩個方向的拓進在兼並六國後隨即開始。北河與南海經營,也是秦統一戰爭的主題之一。秦始皇的政治誌向和秦人的進取精神,因此可以得到更為真切的理解。後人對於秦統一後未能及時進行政策轉變導致滅亡的批評,如賈誼《過秦論》所謂“取與守不同術也”而“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無異也”等,也可以在這一認識的基點上做新的分析。

秦統一的意義

自戰國至於秦漢,曆史形勢發生劇變。清代史學家趙翼有“秦漢間天地一大變局”的判斷(《廿二史劄記》卷二《漢初布衣將相之局》)。湯斌曾明確說:“秦之並六國也,此古今一大變局也。”(《重建信陵君祠記》,《湯子遺書》卷四《記》)秦實現統一,秦王朝覆亡後,漢並天下後經曆曲折仍重新複原了統一格局,即所謂“漢承秦製”(《後漢書》卷七〇上《班彪傳》),使得中國政治文化進程走入新的境界。高度集權的“大一統”的政治體製基本形成,並且經曆了多次社會動蕩的曆史考驗而愈益完備。以丞相為統領的中央王朝百官公卿製度和以郡縣製為主體的地方行政管理形式逐漸完善。而秦統一的作用,並不限於政治層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