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力士”事跡，體現出文明進步曆程中一種值得重視的表現。“力士”的出現，反映當時社會在生產和生活中，因抗爭自然和群體競進需要，比較普遍的對於個人體能強健的追求。“力士”受到尊崇，以必要的顯示方式為條件，有人看作體育史、競技史和雜技表演史的早期表現。“力士”故事在秦史中的密集出現以及“力士”曾經在秦國居於高位的情形，可以從一個特殊的側麵反映秦文化的“尚力”傳統。後世對於這種文化傾向的評斷，以批判為主流。然而如果以儒學正統“小人尚力”“小人絕力”的態度作為考察秦史的認識基點，也許難免簡單化、片麵化之失，不利於全麵公正的曆史判斷。
早期“力士”故事與“秦之力人”
《左傳·宣公二年》記載了晉靈公謀害趙盾的事件：“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鬥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置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在趙盾陷入險境時以生命相護衛的“提彌明”，《公羊傳·宣公二年》寫作“祁彌明”，稱之為“力士”：晉靈公懷恨趙盾，“伏甲於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如之，躇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踆之，絕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於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於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於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為誰？’曰：‘吾君孰為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眾無留之者。趙穿緣民眾不說，起弒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於朝，而立成公黑臀。”“提彌明”“祁彌明”，又寫作“祗彌明”。《史記》卷三九《晉世家》言“示眯明”，將進言趙盾罷酒脫身，“為盾搏殺狗”並“反擊靈公之伏士”事，均係於此人。司馬貞《索隱》已有批評：“合二人為一人，非也。”清人邵泰衢《史記疑問》卷中亦指出“二人而合於一”。梁玉繩《史記誌疑》卷二一指出“誤從《呂覽·報更》篇來”。這種“誤”，可以理解為對這位“國之力士”
能力和功績的增衍。
提彌明或謂祁彌明的故事，是“力士”稱謂較早出現的實例。
《左傳·宣公十五年》秦晉輔氏之戰的記錄，也值得注意：“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壬午，晉侯治兵於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洛，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所謂“秦之力人”“杜回”在結草報恩的故事中“躓而顛”，被敵方擒獲。
《左傳》特別記述此“秦之力人”在戰役中的命運，反映他可能在秦國擔任軍界高職，對於“秦師”之“敗”負有責任。
《公羊傳·哀公六年》又記述了齊國政爭中“力士”的出現：“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於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於中溜。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麵，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史記》卷三二《齊太公世家》：“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記載同一故事，沒有說到“力士”。然而言齊襄公致魯桓公醉死事，使用了“力士”稱謂：“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為讓，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又《史記》卷七七《信陵君列傳》說到“力士”朱亥：“公子行，侯生曰：‘……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又說到“趙襄子力士”少室周與其他兩位“力士”“中牟徐子”和“晉陽”“牛子耕”的故事。
比較各國早期“力士”故事，我們看到，在秦史的記錄中，“力士”的事跡最為密集。
秦史“三力”及相關現象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說“趙襄子力士”少室周事跡：“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愨者也，為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一曰。少室周為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指出少室周以“力士”身份得到相當高的禮遇。趙襄子所謂“子之處，人之所欲也”，少室周所謂“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以臣多力也”，都說明了“力士”“以力事君”，在君主身邊服務，受到信用和享受優遇的情形。少室周推薦“力多”或說“多力”於己者“自代”，是特別的表現，可以說明其“貞廉潔愨”。這裏雖然說的是趙國故事，然而載於《韓非子》，不能排除對於秦國政治文化有一定影響的可能。《太平禦覽》卷四○二引《王孫子》曰：“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轡而歎。董安於曰：‘敢問歎？’子曰：‘吾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以獵獸也。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所謂“多力之士數百”，說趙國養“力士”人數亦多。但是，史上存留姓名的“力士”，仍以秦國最為密集。
除了秦“力士”數量之集中引人注目而外，與少室周同樣，秦國的“力士”也多有因“多力”而身居高位的情形。
《史記》卷五《秦本紀》說：“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這裏三位“力士”並說。應當看到，秦武王本人“有力”，可以參加“力士”間的競技，其實也具有“力士”的基本資質。
“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可知同時從政，負有高層管理責任，可能與趙國“力士”少室周隻是得到“騎乘”待遇不同。秦武王時代出現的這一情形，在列國史有關“力士”的記錄中是唯一的一例。
馬非百《秦集史》中《人物傳十九》可以讀作杜回、孟說、烏獲、任鄙列傳（馬非百：《秦集史》，中華書局，1982 年，第367—370頁）。杜回事已見前說。由於後三位“力士”生存與活動的年代大致同時，《秦集史》所論“孟說、烏獲、任鄙”事與《秦本紀》次序有異，並不存在什麼問題。
王遽常《秦史》有《三力傳》，與《二老傳》《三帥傳》《三良傳》並列，總結了“力士任鄙、烏獲、孟說”事跡。成書在《秦集史》後，史料收錄似更為完整準確。關於“孟說”，王遽常《秦史》作“孟賁”：“案孟賁原作孟說，各書都作賁，今從之。”其實，不隻是《史記》卷五《秦本紀》作“孟說”，卷四三《趙世家》同。《太平禦覽》卷七五六引《史記》及《資治通鑒》卷三“周慎靚王八年”也都作“孟說”。王遽常《三力傳》就“孟賁”記述的文字又超過“任鄙”和“烏獲”（王遽常：《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180—181 頁）。
《論衡·儒增》：“多力之人，莫若孟賁。”也是值得注意的說法。
《史記》卷六八《商君列傳》載錄趙良對商鞅行政的批評，有這樣一句話：“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指出秦國當時商鞅這樣的主政高官，身邊也有“多力”者侍從。
《藝文類聚》卷七引《蜀王本紀》曰：“天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移山。秦王獻美女與蜀王。蜀王遣五丁迎女。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並引蛇，山崩，秦五女皆上山化為石。”《藝文類聚》卷九四引《蜀王本紀》文字略有不同：“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
蜀人見之，以為牛能大便金。牛下有養卒，以為此天牛也，能便金。
蜀王以為然。即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成都。秦得道通，石牛力也。後遣丞相張儀等隨石牛道伐蜀。”秦較早兼並蜀。
蜀地對秦文化的認同對秦的擴張和統一意義重要。所謂“巴蜀亦關中地也”的說法（《史記》卷七《項羽本紀》），體現戰國秦漢社會區域文化觀念中，秦地包括巴蜀。從這一認識基點出發，則傳說中的蜀“五丁力士”，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看作秦“力士”。
這樣說來，秦“力人”“力士”人數在當時這一人群中的比例，占有絕對的優勢。
秦統一後反秦勢力中民間“力士”的參與，有張良博浪沙故事為例。《史記》卷五五《留侯世家》：“（張良）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被稱為“客”的張良刺秦戰友，就是一位“力士”。不過這位“力士”
與前說“力士”身份不同，他不是朝廷體製中的高官，也不是在尊貴者身邊服務的侍衛人員，而是民間的“賊”。
秦始皇時代對秦武王所信用著名“力士”能力的尊信，依然有所表現。《水經注·渭水下》記載：“秦始皇造橋，鐵鐓重不勝。故刻石作力士孟賁等像以祭之，鐓乃可移動也。”
“力士”地位與秦文化“尚力”風格馬非百分析秦“力士”的曆史作用時這樣寫道：“元材案：呂不韋書言：‘以眾勇，無畏乎孟賁矣。以眾力，無畏乎烏獲矣。’故項羽謂‘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夫以賁、獲之勇力，使其能學萬人敵，其所威，豈在白起、王翦下哉！”（馬非百：《秦集史》，第368頁）我們可以體會到，“白起、王翦”等名將在軍事競爭中顯示的強勢，是有普通軍人“眾勇”“眾力”的艱苦奮戰為基礎的。馬非百引“呂不韋書言”見《呂氏春秋·用眾》：“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夫取於眾，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凡君之所以立，出乎眾也。立已定而舍其眾，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聞安居。故以眾勇，無畏乎孟賁矣。以眾力，無畏乎烏獲矣，以眾視無畏乎離婁矣，以眾知無畏乎堯、舜矣。夫以眾者，此君人之大寶也。田駢謂齊王曰：‘孟賁庶乎患術，而邊境弗患；楚、魏之王，辭言不說，而境內已修備矣，兵士已修用矣；得之眾也’。”
可知秦國開明的政治領袖明白“用眾”的道理。而提高孟賁、烏獲等“力士”的地位以實現其引領社會風習的作用，也是聰明的策略。
關於所著《秦史·三力傳》名義，王遽常寫道：“秦起西垂，多戎患，故其民樸實堅悍，尚氣概，先勇力。讀《小戎》《駟驖》《無衣》諸詩，其風聲氣俗蓋由來久矣。商君資之更法，以強兵力農，卒立秦大一統之基。悼武王有力，以身率，尚武之風益盛。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王遽常：《秦史》，第180 頁）所謂“尚氣概，先勇力”，是秦民俗傳統風格。而執政者出於政治軍事追求的導向性政策，更促成了這種文化特質的顯性的曆史作用。“彊兵力農”的法令製度，使得“卒立秦大一統之基”。在這樣的曆史進程中，“悼武王有力，以身率”的作用是重要的，“三力”榜樣性的“勇力”模範的作用，也是重要的。多種因素導致的“尚武之風益盛”的情形，是秦軍力強勁，一往無前，終於實現統一的決定性的條件。
在指導秦國政治方向的法家論著的理論表述中，對“力”的推崇可以說旗幟鮮明。《商君書·農戰》強調“教民”的重要，行政者引導民風，期望“民樸”“作壹”，“民樸則不淫……作壹則民不偷。民不偷淫則多力，多力則國彊。”又說：“民不偷淫，則國力搏。國力搏者彊。”而民“力”也就是國“力”：“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摶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商君書·去彊》說：“國無力而行知巧者，必亡。”而法家的追求重視調整階級關係，“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則國多力，多力者王。”“多力者王”的說法，又見於《商君書·慎法》：“國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法製建立健全的目的，是“國多力”。也就是說：“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惠，惠生於力。舉力以成勇戰，戰以成知謀。”《商君書·說民》也說：“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於刑。”“作一則力摶，力摶則強；強而用，重強。故能生力，能殺力，曰：‘攻敵之國’，必強。塞私道以窮其誌，啟一門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惡，然後致其所欲，故力多。”其中有關“生力”“殺力”的說法，體現了富有戰略意義的執政理念，值得我們注意。“殺力”，是要將民“力”國“力”投入到兼並戰爭中。《商君書·壹言》強調：“力多而不攻則有虱。故摶力以壹務也，殺力以攻敵也。”《商君書·錯法》：“為國而能使其民盡力以競於功，則兵必強矣。”秦國正是因此擊破東方六國，實現了統一的。《商君書·靳令》又寫道：“聖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於力。聖君獨有之，故能述仁義於天下。”所謂“德生於力”，是說所有的政治成功，都必然依恃實力。“威”與“力”的關係，成書於秦地的《呂氏春秋》的《蕩兵》篇是這樣表述的：“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