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卷六八《商君列傳》記載趙良批評商鞅行政時，引用了《尚書》中的話：“《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司馬貞《索隱》：“此是《周書》之言，孔子所刪之餘。”秦執政集團“恃力”的風格，是與儒學理念完全不同的。分析秦政的成與敗和得與失，都分別可以看到“恃力”傳統的作用。
“扛鼎”“舉鼎”競技表演
在前引“能生拔牛角”等形式外，“扛鼎”即“舉鼎”，是戰國秦漢時期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顯示“氣”“力”的方式。有學者說，“扛鼎”等，“在後代均成為雜技節目，而在當時卻是選拔勇猛之士的重要標準”（傅起鳳、傅騰龍：《中國雜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3 頁）。這一行為成為受到普遍歡迎的競技表演形式，雖然未必秦人創始，如《吳子·料敵》有“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語。但是這種表演形式曾經風行一時，卻見於秦史中有關“力士”的記載。
《史記》卷五《秦本紀》寫道：“（武）王與孟說舉鼎，絕臏。八月，武王死。族孟說。”似乎是說秦武王舉鼎，當時可能是與孟說共同進行競技式的表演。孟說因此嚴厲受到處置。楊寬論秦武王事，說：“武王原是大力士，《秦本紀》稱‘武王有力，好戲’，‘戲’是指角力，就是摔交。”原注：“《國語·晉語九》記趙簡子的戎右少室周要和大力士牛談‘戲’，韋注：‘戲，角力也。’”（楊寬：《戰國史》（增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364 頁）其實，“戲”“角力”
未必適宜直接解作“摔交”。《史記》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傳》：“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這裏所說的“戲”，既言“劍”，既言“中”，應是擊劍競技，當然不是“摔交”。《後漢書》卷一三《隗囂傳》載劉秀報隗囂書：“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誌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李賢注：“角力猶爭力也。”“舉鼎”，也是“角力”的形式。
《史記》卷四三《趙世家》：“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臏而死。”《太平禦覽》卷七五六引《史記》：“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絕臏而死。”則強調所舉鼎的形製紋飾。《資治通鑒》卷三“周慎靚王八年”記載：“王與孟說舉鼎，絕脈而薨。”胡三省注：“脈者，係絡髒腑，其血理分行幹支體之間。人舉重而力不能勝，故脈絕而死。按《史記·甘茂傳》雲武王至周而卒於周。蓋舉鼎者，舉九鼎也。《世家》以為龍文赤鼎。《史記》‘脈’作‘臏’。”楊寬認同胡三省注“蓋舉鼎者，舉九鼎也”之說，又據“《帝王世紀》謂‘秦王於洛陽舉周鼎’（《孟子·告子下篇》正義所引）”，說：“武王這樣親自到洛陽來舉起周鼎，用意是明顯的，就是要‘窺周室’‘挾天子以令天下’。”
（楊寬：《戰國史》（增訂本），第364 頁）其實，秦武王“舉周鼎”“舉九鼎”說未可確信。當時周王朝名義尚是天下共主，體製依然健全，象征最高權力的“九鼎”恐不能輕易作為“力士”的遊戲道具。
“舉鼎”是一種顯示“力”的方式。《韓非子·六反》說：“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爼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行政實踐，是檢測一個人是否“能士”的方式。而是否“力士”不能“聽其自言”，“授之以鼎爼，則罷健效矣。”《晉書》卷七《成帝紀》：“（鹹和）八年春正月辛亥朔詔曰：‘……令諸郡舉力人能舉千五百斤以上者。’”考試是否“力人”的方式，是令其舉重。明人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九列舉諸多“古今有力者”故事，包括“蜀五丁力能移山”“衛石蕃能負沙一千二百鬥”“孟賁生拔牛角”“桀之力能伸鐵鉤索”“紂能倒曵九牛、撫梁易柱”“生捕虎豹”“費仲、惡來足走千裏，手製兕虎”“魏任城王章曳虎尾、頓象鼻”等，標題則作“手舉萬鈞”。可知舉重長期被看作“有力”的測定方式。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一《權量》就此有所考論：“今考之傳記，如孟子以舉百鈞為有力人。三十斤為鈞，百鈞則三千斤。《晉書·成帝紀》‘令諸郡舉力人能舉千五百斤以上者’。”
在秦武王傷殘身死之後，“舉鼎”依然作為一種習見的顯示“力”
的競技表演形式。
《史記》卷七《項羽本紀》說：“（項）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裴駰《集解》：“韋昭曰：‘扛，舉也。’”司馬貞《索隱》：“《說文》雲：‘橫關對舉也。’”《史記》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傳》也有“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的說法。《漢書》卷六三《武五子傳·廣陵厲王劉胥》：“胥壯大，好倡樂逸遊，力扛鼎。”又將“扛鼎”與“倡樂逸遊”聯係起來，與秦武王“有力好戲”“舉鼎絕臏”說同。《後漢書》卷三三《虞延傳》也說虞延“長八尺六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藝文類聚》卷六一引後漢張衡《西京賦》說漢代長安的公共遊樂活動中，也有“烏獲扛鼎”節目。《藝文類聚》卷六三引後漢李尤《平樂觀賦》也說到“烏獲扛鼎，千鈞若羽”。
《隋書》卷一五《音樂誌下》說到隋代繼承了北朝“百戲”“散樂”表演，以為“蓋秦角抵之流者也”。還記載：“又為夏育扛鼎，取車輪、石臼、大甕器等各於掌上而跳弄之。”《通典》卷一四六《樂六·散樂》記載大致同樣史事，也說到“為夏育扛鼎，取車輪、石臼、大盆器等各於掌上而跳弄之”。然而強調“如漢故事”。或許漢代“扛鼎”表演相當普及。舞弄石臼、大甕器等，應與“扛鼎”有類似處。可能社會下層一般人家不能輕易得到“鼎”這樣的表演道具。
《後漢書》卷八三《逸民列傳·梁鴻》記載：“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娉之。”又有“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等故事。所謂“力舉石臼”當然與《隋書》卷一五《音樂誌下》所謂取“石臼”“於掌上而跳弄之”有所不同，作為從事“耕織”的體力勞動者顯示力量的動作，亦隱約顯現出以“石臼”為道具的這種“散樂”形式的原始由來。所謂取“石臼、大甕器”或“大盆器等”
“各於掌上而跳弄之”的“散樂”“百戲”表演形式，在漢代畫像中可以看到具體的反映。
《隸釋》卷一九《魏大饗碑》寫道：“惟延康元年八月旬有八日辛未，魏王龍興踐祚，規恢鴻業，構亮皇基，萬邦統世。”有登壇高會大饗之禮，組織了百戲表演：“……六變既畢，乃陳秘戲。巴俞丸劍，奇舞麗倒，衝夾逾鋒，上索蹹高，?鼎緣橦，舞輪擿鏡，騁狗逐兔，戲馬立騎之妙技。……”其中“?鼎”節目，有可能與“扛鼎”有關。《說文·角部》：“?，舉角也。”《文選》卷二張衡《西京賦》“烏獲扛鼎”，李善注：“《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大官。王與孟說舉鼎。《說文》曰：扛，橫開對舉也。扛與?同。”由“?，舉角也”之說，也可證前引楊寬“角力，就是摔交”說不確。
《魏大饗碑》說到的“陳秘戲”事，時在漢王朝政治生命終結的當年。
據洪適說：“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王曹操死，其子丕嗣位，改元‘延康’。《魏誌》雲：丕以七月甲午軍次於譙，大饗六軍。是時漢鼎猶未移也。丕為人臣，而自用正朔刻之金石，可謂無君之罪人也。”
《史記》卷七九《範雎蔡澤列傳》說：“夏育之勇焉而死。”裴駰《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或雲夏育衛人，力舉千鈞。”《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夏育為鼎官。”顏師古注：“或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鼎官，今殿前舉鼎者也。”可推知大致在顏師古生活的時代，“殿前舉鼎者”似乎已經有確定的專職人員。
秦“尚力”傳統在漢代社會的遺存可能有秦文化影響的因素，漢代仍有“舉鼎”競技表演。如前引《史記》卷七《項羽本紀》說項羽“才力過人”，表現在於“力能扛鼎”。《史記》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傳》也可見“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之說。《西京賦》及《平樂觀賦》“烏獲扛鼎”是在表演技藝，而項羽、劉長以“扛鼎”形式顯示的“力”，史籍“才力”“材力”並說，當時或被看作“才”或“材”的體現。
呂後有殘害戚夫人和劉如意的惡行。《史記》卷九《呂太後本紀》寫道：“呂後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又策劃謀害趙王。“孝惠帝慈仁……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後欲殺之，不得間。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後聞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犁明，孝惠還，趙王已死。”據《太平禦覽》卷七○四引《西京雜記》，呂後謀害劉如意的方式，與《呂太後本紀》的記錄不同：“惠帝與趙王同寢處，後殺之不得。後帝早獵，後命力士於被中縊殺之，乃死。呂後不信，以綠囊盛之，載以小軿車入見，厚賜之。力士東都門外宮奴，帝後知，腰斬之。”所說呂後令“力士”殺害劉如意，此“力士”有確定身份及被漢惠帝處置等情節，值得注意。
劉邦在漢初剪除功臣的行動中，陳平為他謀劃擒拿韓信的方式。
《史記》卷五六《陳丞相世家》記載陳平建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弟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於是，“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陳平所謂“力士”和司馬遷記述執行此任務的“武士”，身份是重疊的。陳平言“力士”者，可能體現了當時社會的語言習慣。
《漢書》卷九九下《王莽傳下》記載，王莽出行時曾經有“力士”
充任儀仗：“或言黃帝時建華蓋以登仙，莽乃造華蓋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瑵羽葆，載以秘機四輪車，駕六馬，力士三百人黃衣幘，車上人擊鼓，挽者皆呼‘登仙’。莽出，令在前。”
《藝文類聚》卷一引後漢李尤《九曲歌》曰：“年歲晚暮時已斜，安得力士翻日車。”也使用了“力士”稱謂。又《水經注》卷一六《穀水》引《竹林七賢論》，說道：“魏明帝於宣武場上為欄，苞虎牙，使力士袒裼，逆與之搏，縱百姓觀之。”也出現“力士”身份。不過，這裏所說的“力士”，大概隻是有力者的通稱，並不具有職務和官階的意義。
前引梁玉繩《史記誌疑》所說漢代人姓名有用古“力士”名號者，如“中常侍孟賁”“護羌校尉夏育”。明人餘寅：《同姓名錄》卷一有“孟賁二”條：“古有力士孟賁，能生拔牛角。漢有中常侍孟賁，為湘南侯黃龍等所誣，順帝知其罔，減龍等租四分之一。”又有“夏育二”條：“古有力士夏育，力舉千鈞。蔡澤曰：‘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漢靈帝時，烏桓校尉夏育請出塞擊鮮卑，蔡邕難論，有五不可。”今按：《漢書》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有“少府孟賁”，《後漢書》卷三四《梁商傳》有“中常侍”“孟賁”（亦見《後漢書》卷七八《宦者列傳·孫程》《續漢書·天文誌中》，《三國誌》卷四二《蜀書·孟光傳》裴鬆之注引《續漢書》），《後漢書》卷八《靈帝紀》有“北地太守夏育”（亦見《後漢書》卷九○《鮮卑傳》）、“護烏桓校尉夏育”（亦見《續漢書·五行誌三》，《三國誌》卷三○《魏書·鮮卑傳》作“護烏丸校尉夏育”），《後漢書》卷五八《蓋勳傳》有“護羌校尉夏育”，《後漢書》卷六五《段熲傳》有“軍吏”“夏育”“假司馬夏育”。有學者論說“漢魏人仰慕古人，因而取其名字以為自己的名字”的情形，直接的體現“慕古”的例證是“景仰先聖，敬慕先賢”，即“以古聖之名命名的”和“以先賢之名命名的”（張孟倫：《漢魏人名考》，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 年，第20—25頁）。這一情形，也體現出當時社會對“力士”的尊重。
秦人對“力士”及“尚力”傾向的思考秦執政者抬舉提升“力士”的地位以促成其強兵強國的積極影響，另一方麵，我們又看到，對於“力士”文化局限乃至“尚力”文化傾向之是非的認識，也較早見於秦人言論文字或在成書於秦的論著中發表。
《商君書·錯法》說：“烏獲舉千鈞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人。”
《商君書·弱民》有同樣的話：“烏獲舉千鈞之重，不能以多力易人。”
《戰國策·秦策三》載範雎語：“烏獲之力而死，奔、育之勇焉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