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策·燕策二》所見蘇秦語則曰：“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這些說法，都指出“多力”的曆史作用是有限的。
對於秦政治走向影響深刻的《韓非子》書中，也可以看到“力士”的“力”需要多種配合和策應才可以顯示作用的意見。《韓非子·觀行》：“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強，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這種對於“力士”的“力”
的外在配合條件，可以理解為“勢”。根據秦執政者對韓非學說的高度推崇，推想這樣的認識，也可能當時即對秦政的設計和推行有一定作用。
在呂不韋執政的年代，他集合諸多賓客，完成了《呂氏春秋》一書。這部論著是在戰國以來知識人遊學各地、自由爭鳴的時代即將結束時的一個文化標記。《呂氏春秋》麵對即將來臨的“大一統”時代，對文化形態提出了涵容百家的要求。高誘的序文是這樣表述的：“此書所尚，以‘道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綱紀，以‘忠義’為品式，以‘公方’為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裏。”也就是說，《呂氏春秋》對戰國思想有所繼承，有所總結；對於漢代思想有所啟示，有所引導。曾經領略過東方多種文化因素各自豐采的呂不韋及其賓客們，明智地發現了曆史文化進步的方向，意識到秦能夠一時取勝的文化基因，或許不適宜實現了統一的新的帝國的管理。《呂氏春秋》可以看作在大一統的政治體製即將形成的時代，為推進這一曆史進步所進行的一種文化準備。在政治文化的總體構想方麵，呂氏為秦的最高統治者進行了設計。理解其中基本的文化理念，我們應當注意到《呂氏春秋》否定了對“力”的絕對尊崇。
《呂氏春秋·重己》寫道：“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勯，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順也。”這裏強調，“勇力”使用的方向是更重要的。這樣的認識，確實可以說是我們在考察“力士”的曆史意義時必須重視的文化真知。
《呂氏春秋·慎大》說到孔子對於“力”的態度：“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說文·力部》：“勁，強也。”《說文·弓部》：“強，弓有力也。”孔子自身“有力”卻“不肯以力聞”，是因為他自有更高等級的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正所謂“善持勝者，以術強弱”。論者又借孔子評論趙襄子事說，“有道之主能持勝”，強調“道”
的政治文化理念。又指出：“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發表“持之其難”的見解，舉示“福及後世”的榜樣，或許可以看作對統一的秦帝國有某種預警意義的告誡。
《呂氏春秋·不廣》所謂“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又進行了更明確的提示，強調了更高境界的“文”“德”方麵的優勢應是最可貴的真正的優勢。
《呂氏春秋》的作者還進行了秦史的回顧，對秦崛起曆程中的光榮記憶也進行了反思。《呂氏春秋·悔過》寫道：穆公時代，秦軍遠征偷襲鄭國，師行過周，王孫滿批評說：“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為天子禮。今袀服回建，左不軾，而右之超乘者五百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力士”得到尊寵的秦武王時代，秦國又一次以兵車隊列來到周天子麵前。《史記》卷七一《樗裏子甘茂列傳》記載：“使樗裏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有學者以為是“在周王室前耀武揚威”
（林劍鳴：《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248 頁）。《呂氏春秋》借王孫滿所謂“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在這裏提出了“力”
和“禮”的對應關係，暗示“禮”遠遠超越“力”的意義。
又有一則可以讀作政治寓言的故事，見於《呂氏春秋·順說》：“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而無為仁義者。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誌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誌也。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願也。’惠盎曰：‘夫無其誌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邪？’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惠盎對曰：‘孔、墨是也。孔丘、墨翟，無地為君，無官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誌，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
宋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呂氏春秋》的作者接著說，“宋王，俗主也，而心猶可服，因矣。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小弱可以製強大矣。”上古笑話多有以宋人為譏刺對象者（參看王利器錄：《宋愚人事錄》，王利器、王貞瑉：《曆代笑話集續編》，春風文藝出版社，1985 年），《呂氏春秋》引宋人故事，亦往往具諷喻性質。此言“孔、墨”“賢於勇有力也”的意見“說服”了宋康王，又說“宋王，俗主也，而心猶可服”。讀者自然可以聯想到，如果自以為“英主”者，也應當有相應的態度。
關於“小人尚力”“小人絕力”
依照儒學正統政治理念，作為受到尊仰崇尚的“德”的對立概念，“力”是予以鄙薄輕視的。《孟子·公孫醜上》：“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裏，文王以百裏。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雲：‘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以德服人”和“以力服人”，形成執政理念的高下對比。漢初政論家陸賈回顧曆史，指出“尚威力”以致敗亡的例證。《新語》卷下《至德》：“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死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歎而傷之。”《新語》卷下《懷慮》又說：“魯莊公據中土之地，承聖人之後，不修周公之業，繼先人之體，尚權杖威，有萬人之力，懷兼人之強，不能存立子糾，國侵地奪，以洙、泗為境。”指出“權”“威”“萬人之力”“兼人之強”等等，都不能看作絕對的政治優勢。《新語》卷上《道基》也寫道：“知伯仗威任力，兼三晉而亡。”對於秦政的失敗，亦直接歸罪於對“力”的推崇：“德盛者威廣，力盛者驕眾。齊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秦亡，可以看作“愚者以力相亂”的典型。論者提示：“大怒之威，非氣力所能行也。”“統四海之權，主九州之眾，豈弱於力哉？然功不能自存，威不能自守，非貧弱也，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天下也。”又就秦亡的教訓警告當世執政者：“果於力而寡於義者，兵之所圖也。”（《新語》卷下《本行》）論者強調，實現“善”的境界，在於“絕氣力，尚德也”（《新語》卷上《慎微》）。
賈誼《過秦論》對於秦始皇“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的批評，注意到了曆史條件的要求：“夫並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無異也。”（《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以為“並兼”時代有曆史合理性的“詐力”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無限度沿用，是致使秦敗亡的主要原因。在賈誼的認識中，“詐力”和“仁義”，“詐力”和“順權”，顯示政治方向的鮮明對照，但是“並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應當理解曆史情勢的不同要求。
作為個人取向，看重“德”還是看重“力”，體現“君子”“小人”的對立。《法言·淵騫》寫道：“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皋陶以謨，非絕德邪？’‘力。’‘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抃牛，非絕力邪？’”李軌注：“皆以多力，舉重崩中而死，所謂不得其死然。”對於“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抃牛”等“力士”的表現，表達了與秦文化背景下明顯不同的評價。
對於“力人”“力士”所指稱人的才與能的“力”，稍晚又有劉劭《人物誌》卷中《材能》的說法：“若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為力人，未可以為先登。力能過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斷事，可以為先登，未足以為將帥。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可以為英。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為雄。韓信是也。體分不同，以多為目，故英雄異名。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為相，雄可以為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劉劭認為，所謂“力能過人”或者“氣力過人”，隻是“材能”中較低層次的表現。他對於“力”“勇”“智”
“聰”“明”“膽”，乃至“兼有英雄”若幹層級“材能”的分析，提出了有一定深度的人才思想。其中“若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為力人，未可以為先登”的說法，出現了“力人”稱謂，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而這些議論的發表，距離《左傳》中出現“秦之力人”字樣，已經相隔八百多年了。
後來對“力”以及“尚力”者的鄙視，又見於宋儒程子《伊川易傳》卷三《周易下經》：“小人尚力，故用其壯勇。”邵雍《君子吟》寫道：“君子尚德，小人尚力。尚德樹恩，尚力樹敵。”（〔宋〕邵雍：《擊壤集》卷一六）《朱子語類》卷七說道“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的道德培養理念，也反映了儒學的德教宗旨。“尚力”是受到鄙棄的。元代學者王申子《大易緝說》卷六《下經》說：“小人尚力者，用之則為勇猛，怙強好勝。若固守此道，而行危也。”
有的現代史學家在總結秦史時對秦武王和他識拔的“力士”們有所批評。例如林劍鳴《秦史稿》說：“武王一味嗜武，所以十分喜歡力士，對有些力士如任鄙、烏獲、孟說等皆委以高官。武王自己也有一身蠻力氣，因為向往著象征著周天子權位的周鼎，所以常常以舉鼎為戲。
公元前三○七年（秦武王四年），武王在同力士孟說舉鼎時，脛骨被折斷，至當年八月竟因此死去。這一個雄心勃勃的武王，因好勇逞能，偏要做力不勝任之事，所以當了四年國君就離開了人間。”（林劍鳴：《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248 頁）所謂“好勇逞能”與所謂“怙強好勝”，其實可以做近義語理解。
後世對於秦文化“尚力”傾向的評斷，長期以批判為主流。然而如果以儒學正統“小人尚力”“小人絕力”的態度作為考察秦史的認識基點，也許難免有簡單化片麵化之失，不利於全麵公正的曆史判斷。
《鹽鐵論·力耕》載錄“文學”的議論：“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其中“尚力”和“躬耕”對說，是受到全麵肯定的。而秦政的“尚力”風格，在獎勵“力耕”方麵也有突出體現，是不宜忽視的曆史事實。
《後漢書》卷三○下《襄楷傳》載襄楷上疏：“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生於其時。”李賢注：“並多力之人也。夏育，衛人，力舉千鈞。宋萬，宋人，殺湣公，遇大夫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齒著門闔。彭生，齊人，拉魯桓公幹而殺之。範雎曰：‘以任鄙之力焉而死。’申休未詳何世也。”“力士”之徒地位的上升和影響的擴大，是在“諸侯以力征相尚”的時代背景下發生的曆史現象。戰國武力競爭時代，按照賈誼《過秦論》的說法：“諸侯力勁，強淩弱，眾暴寡，兵革不休”，所謂“並兼者高詐力”，是共同的文化取向。就秦“力士”的曆史表現而言，在當時未必沒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他們各自的素質，亦不宜簡單地一概否定。馬非百《秦集史》對著名秦“力人”“力士”區別言之，以為：“至輻氏之戰，杜回以誤躓結草而顛，致為晉師所獲。蓋亦孔子所謂‘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吾是以知有勇無謀之果不足貴也！”然而對於任鄙，則讚賞有加：“任鄙不與舉鼎之役，賢於賁、獲遠矣。故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裏。’而獨不稱賁、獲。何則？不自恃其勇力者，乃真為有勇力者也。司馬氏於鄙為漢中守，始、卒，皆特筆書之，非以其善用己長故耶？”（馬非百：《秦集史》，第368 頁）所討論的四位秦“力人”“力士”，被分為三個等級。王遽常《秦史》在《三力傳》結尾則寫道：“論曰：鄙為守，能久於其任。獲至老壽，必有以自貴其勇者。賁生於生死貴富，舉無以易其勇，蓋庶幾有勇德焉。雖以非命死而非其罪。則三子者，豈徒力而已哉！”（王遽常：《秦史》，第181頁）以為“三力”於“勇”“力”之外，亦各有其可“貴”之“德”。
看來，揚雄的評論，“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抃牛，非絕力邪？”
包括秦武王，均一並指斥為“小人”，也許不免簡單化絕對化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