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朱元璋寄以最大希望的“群眾運動”也很快破產了。因為有了權力，可以處理一般的案件，鄉裏“老人”也很快腐敗起來。他們毫不自重，“以權謀私，甚至貪圖酒食賄賂，公道不昭，貞邪莫辨，妄張威福，顛倒是非，亭宇與職掌敗隳”。[11]
至於擒拿犯法吏員一舉，負麵作用也很快反映出來。群眾運動的火候是最難掌握的。不久，就有許多地方的地方官為了政治利益，威脅利誘百姓們保舉自己，打擊他人，更有許多地方群眾為了抗稅不交而把正常工作的稅收官員捉拿到京。這類事情遠比真正捉到的貪官要多，弄得朱元璋一個勁地嗚呼不已。
皇帝晚年，對自己的暴力懲貪曾經有過困惑和動搖。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他對刑部官員說：“愚民犯法，如啖飲食。設法防之，犯者益眾。推恕行仁，或能感化。”[12]
雖然朱元璋屢次重申“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後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但還是改變不了他曾經希望世世代代指導人民的《大誥》很快被棄如敝屣的現實。雖然沒有哪個後世皇帝敢明確宣布廢除《大誥》，但在朱死後，《大誥》再也沒有發揮過實際作用。到明代中葉，《大誥》已經鮮為人知，明末時在民間幾乎一本也沒有了，這也許是朱元璋從來沒有想到的。
更讓朱元璋沒有想到的是，雖然他在世時貪汙腐化現象得到了一時的抑製，然而卻積蓄了巨大的反彈能量。在他死後，腐敗又迅速發展起來，大明最終以中國曆史上“最腐敗王朝之一”的身份被列入史冊。
朱元璋的錯不在於反腐，而在於運動式、單一化反腐。近代法律家沈家本先生對《大誥》所載案例逐條進行考證，其結論是幾乎所有大誥刑案都存在或法外用刑，或處刑不當，或枉施刑罰的問題。麵對貪腐，朱元璋過於迷信暴力。他在反腐問題上幾乎窮盡了各種手段。在懲貪問題上，“強盜”出身的他顯得相當“一根筋”，他相信暴力恫嚇可以取代一切其他努力，認為用刀劍可以創造出一個絕無貪汙的世界，可事實遠非這麼簡單。
[1]《禦製大誥三編·民拿害民該吏第三十四》。
[2] 《禦製大誥·耆民奏有司善惡第四十五》。
[3]《禦製大誥·耆民奏有司善惡第四十五》。
[4]《禦製大誥三編·違誥縱惡第六》。
[5]《禦製大誥三編·逃囚第十六》。
[6]張廷玉等：《明史（三）》卷一三九，列傳第二七，《葉伯巨傳》，中華書局，2000，第2652頁。
[7]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二《明史·明初文人多不仕》，曹光甫校點，鳳凰出版社，2008，第497頁。
[8]葉伯巨：《萬言書》，轉引自陳梧桐：《洪武皇帝大傳》，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444頁。
[9]《禦製大誥·序》。
[10]《禦製大誥續編·罪除濫設第七十四》。
[11]王毓銓：《申明亭》，載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曆史》（1997年修訂本，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2，第913頁。
[12]張廷玉等：《明史（三）》卷一三八，列傳第二六，《楊靖傳》，中華書局，2000，第26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