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ĐF�0第一節 站在父親的對立麵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康熙皇帝突然駕崩於暢春園。皇四子胤禛出人意料地奪得了皇位。
滿朝上下，對這匹皇位競爭賽中的黑馬都缺乏了解。各地官員，都不知道這位新皇帝會燒什麼樣的“三把火”。
在動蕩中即位的雍正，麵臨著重重危機。除了皇族的懷疑、兄弟們的不服、天下人的竊竊私語，他還麵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和社會危機。在老皇帝康熙晚年的寬縱之下，大清王朝已經亂象重重，再不治理整頓，早晚要出大事。
雍正對官場上的貪汙腐敗看得很清楚。康熙晚年，買官賣官已成常態，甚至連皇子們都紛紛身陷貪腐之中。比如皇九子允禟曾經收受覺羅滿丕三十萬兩白銀，為他謀得了湖廣總督一職。覺羅滿丕上任之後，大肆貪汙，導致他的轄地“督、撫、布、按七人，貪庸一轍”[1]，也就是說七位地方高官全部貪腐，湖廣吏治一塌糊塗。朝中大臣也大肆結黨營私，大學士明珠把持內閣，隨心指揮，各地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如有缺額，無不輾轉販賣，“當時士夫趨者如市，四方貨賂輻輳私邸，珍異之積擬於天府”[2]。另一權臣索額圖也是廣樹黨羽，大肆貪贓，其家之富，“通國莫及”。
雍正帝即位之初，他對各省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一級封疆大吏的總體判斷是，懈弛者十之八九，“其中一塵不染者僅一二人而已”[3]。在這些地方大員的帶領下，地方官員結成利益同盟，共同對付中央的監督和檢查，導致中央政策在各地都得不到執行，“火耗”加派呈惡性發展。“每歲民間正項錢糧一兩，有派至三兩、四兩、五六兩以至十兩……而於朝廷正供之外，輒加至三倍、四倍、五六倍以至十倍不止。”[4]
雍正皇帝的個性與其父康熙截然相反。一提起雍正，人們馬上想到的是“嚴苛”“險刻”“抄家皇帝”等詞語。確實，康熙皇帝崇尚“寬仁”，對臣下不法經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雍正卻是出了名的“精明嚴刻”，眼裏揉不得一粒沙子。他不能容忍他所看到的任何貪瀆行為，必將犯官嚴懲而後快。雍正皇帝也並不回避自己的“苛刻”之名，甚至以此為榮。他曾經說“實心任事，整飭官民，不避嫌怨，因而遂不滿眾人之意，或謗其苛刻，或議其偏執”（《清世宗實錄》卷四六），“精明嚴刻，此四字即自相矛盾。既雲精明，則所懲治者必當其罪，安得又有嚴刻之誚乎？”[5]
康熙皇帝好名，喜歡在百官麵前“買好”。雍正卻不屑於此。他公開表示絕不會謹讓退縮，“以取庸主之名”。他深刻認識到，正是父親喜歡“寬大之名”，才導致“人心玩偈已久，百弊叢生”，因此即位後，他不憚以嚴酷手段，誅除異己，厲行整頓。他公開說，他不怕死後身負罵名：“至於眾口之褒貶、後世之是非，朕不問也。”[6]
康熙中年以後，追求穩定，在地方上好用“安靜不生事”的庸官、巧宦。雍正卻最為反感這種“好好先生”，他說：“柔善沽譽以為平和安靜，此風乃國家之大害，實奸詐小人之存心，非忠良大器之行事。”[7]“夫為大臣者，……謂化有事為無事，化大事為小事，以博寬厚之名，其為害於人心風俗者不淺，且摘發奸弊，懲一儆百，乃整飭官方之要道，豈得謂之多事？豈得謂之苛刻？豈得謂之瑣碎？”[8]如果官員一味當“好好先生”，寬縱玩法之人以沽名釣譽，難免諸務廢弛，貽害國家。所以雍正愛起用那些積極有為，甚至是剛猛嚴苛的官員。
可見這對父子，在性格作風上，幾乎處處針鋒相對，完全不同。
[1]見《朱批諭旨》（2），第25頁。
[2]印鸞章編著：《清鑒綱目》卷五，鄧球柏、鍾楚楚標點，嶽麓書社，1987，第211頁。
[3]見《朱批諭旨》（13），第44頁。
[4]《皇清奏議》卷二三，李發甲：《澄清吏治疏》。
[5]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諭旨彙編》（第七冊，上諭內閣），雍正五年四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第76頁。
[6]見雍正：《大義覺迷錄》。
[7]《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彙編》，雍正五年閏三月初十日。
[8]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諭旨彙編》（第七冊，上諭內閣），雍正六年二月，第20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