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默許官員們的灰色收入，還有一個原因，這就是他閱讀中國曆史的一個心得。中國曆史上的一個重要規律，就是官員們私下征收的雜費，一旦經由朝廷拿到台麵上來明確化，那麼，另一些灰色雜費又會偷偷滋生，因為“揩國家的油”是官員群體改不掉的本性。這就是所謂的“黃宗羲定律”。黃宗羲說：“斯民之苦暴稅久矣，有積累莫返之害。”（《明夷待訪錄·田製三》）確實，中國曆史上每次國家稅費改革，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後，都會因為出現新的稅費而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所以康熙說，“自古以來，惟禁止火耗而已，不可開”[1]，“若將火耗明定額數，人無忌憚，愈至濫取”[2]。也就是說，如果明定“火耗”標準，官員不但收起“火耗”來會更肆無忌憚，而且在標準之外還要多收。
康熙認為，既然“揩油”是官員群體的本性，那麼皇帝能做的，就隻能退而求其次，讓他們少“揩”一點而已。但是完全不給他們“揩油”的空間，是不可能的。其實仔細探討起來，這種“陋規”思維並不止存在於官場，甚至遍及全社會。民國時人記載，在北平，仆人們來買東西時，商店照規矩會自動把價格提高一成，作為仆人們的傭金，這在北平通俗叫“底子錢”。小康之家給仆傭的工資很低，因為他們明知廚子買菜時要“揩油”，仆人購買家用雜物時也要撈上一筆。明清皇帝的政治思維，與市井細民的持家打算，真是完全同構，如出一轍。
所以晚年麵對官場貪風，康熙的應對策略是一方麵默許官員們一定程度上索取“火耗”，另一方麵是提倡理學。他希望官員們以“存理遏欲”為思想武器，保持廉潔，或者至少在“揩油”時保持一定的“度”。這種解決方式，實際上還是把問題輕輕推到“良心”二字之上。應取與不應取，隻有一線之隔，如何保持這一線之防，全在人心之“正”與“不正”了。
康熙晚年，實際奉行的是“難得糊塗”政策。越到晚年，康熙對大臣們是越寬容。對於貪汙腐敗，康熙經常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比如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戶部發生“內倉虧空草豆案”，經查審，戶部尚書希福納等64名堂司官受賄銀數達二十萬兩之多，可謂集體受賄大案，按律俱應革職拿問。但康熙最終決定隻將希福納一人革職，其餘官員勒限賠補，免予議處。
但是一個人可以糊塗於一時，一個朝代卻不可以糊塗於永久。到康熙末年，因為皇帝的有意放縱，吏治廢弛，貪賄公行，整個王朝的行政秩序已經無法回到有序運行的軌道。地方治理嚴重混亂，遇到災荒，朝廷所發的賑濟，皆被地方官吏苟且侵漁，老百姓根本得不到實惠。各地司法腐敗極為普遍，為了索詐錢財，各州縣衙役們甚至竟以案件為生。康熙皇帝十分重視並投入大量資金的水利工程，到了晚年也基本廢弛失效，因為水利資金及工程材料被官員們層層截扣，所修水利工程完全是敷衍了事，致使“閘河之寬深丈尺，不能仍照舊製，而蓄水湖之圍壩，俱成平地”[3]。甚至有的官員故意毀壞河堤，製造水患，“絕不顧一方百姓之田墓廬舍盡付漂沒而有冤莫告”[4]，目的僅僅是為了侵吞修補款項。
官場腐敗的代價必然是民生的凋敝。康熙晚年，百姓生計日益困乏，破產流亡現象日益嚴重。每逢荒年，“老弱幼稚者，半為尪瘠；少壯強勇者，乞食他鄉”[5]。連北京這個“首善之都”，遇到荒年也是“輦轂之下聚數十萬遊手遊食之徒，晝則接踵摩肩，夜不知投歸何所”[6]。社會不安定因素開始增加，康熙後期接連爆發了福建的陳五顯起義、河北的亢珽起義及台灣的朱一貴起義，都是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的表現。
麵對這樣的亂局，年老的康熙帝除了發出“承平日久，人心懈怠”“朕心深為失望”的歎息，別無所能。如果沒有一個能力非凡的繼任者大力整頓，大清很可能在不久之後走上覆亡之路。
幸運的是，大清王朝遇到了雍正這樣的“另類皇帝”。
[1]戴逸、李文海主編：《清通鑒（6）》卷七九，康熙六十一年八月初五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2611頁。
[2]《康熙起居注》（第八冊），康熙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徐尚定標點，東方出版社，2014，第473頁。
[3]見《朱批諭旨》（40），第13頁。
[4]見《朱批諭旨》（40），第13頁。
[5]李發甲：《賬濟齊饑疏》，轉引自《澄江文史資料》（第十四輯），2003，第21頁。
[6]《皇清奏議》卷二四，周祚顯：《驅遊惰以歸本業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