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嚴厲警告各級官吏，在實施養廉銀改革後，“於應取之外稍有加重者，朕必訪聞，重治其罪”[2]。雍正心狠麵冷，說到做到，下手無情。“貪倡之徒莫不望風革麵”，就此洗手。所以從當時地方官的彙報看，禁革“陋規”確實取得了比較良好的效果。比如年希堯就任廣東巡撫後，概行拒收下屬例行節禮；廣西巡撫孔毓珣上任伊始，也將衙門節禮“盡行不收”；廣西布政使劉艇琛對各屬所上節禮也“分毫不敢收受”。
雍正皇帝說：“近觀各省吏治，雖未必能徹底澄清，而公然貪贓犯法及侵盜錢糧者，亦覺甚少。”（《清世宗實錄》卷九一）養廉銀改革使雍正年間至乾隆中期的半個世紀裏，大清王朝貪汙大案明顯減少，吏治麵貌大為改觀。雍正十三年（1735年）六月，雍正皇帝在去世前三個月，對“火耗”歸公和養廉銀改革十多年來的實施情況做了一番總結。他說：“山西巡撫諾岷始請提解耗羨之法，……自行此法以來，吏治稍得澄清，閭閻鹹免擾累，此中利益，乃內外之所共知共見者。”（《清世宗實錄》卷一五七）
對於雍正的養廉銀改革，曆來評價都比較高。比如清代學者章學誠說：“我憲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懲治貪墨，實為千載一時。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俗。貪目之徒，莫不望風革麵，時勢然也。今觀傳誌碑狀之文，敘雍正年府州縣官，盛稱杜絕饋遺，搜除積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於《循吏傳》矣。不知彼時逼於功令，不得不然……”[3]
近代著名史學家孟心史先生對清朝的養廉銀改革也給予充分的肯定。他認為養廉銀製度實施以後，“自前代以來，漫無稽考之贍官吏，辦差徭，作一結束。雖未能入預算決算財政公開軌道，而較之前代，則清之雍乾可謂盡心吏治矣”[4]。
“火耗”歸公和實行養廉銀製度，使清代的稅收附加走上了規範化的軌道，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地方經費的不足，這是清代反腐製度建設的最大一項成就，也是中國曆史上反腐製度建設中為數不多的成功案例。
[1]見馮爾康：《雍正傳》，上海三聯書店，1999，第165頁。
[2]戴逸、李文海主編：《清通鑒（7）》卷八三，雍正四年十月十四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2843頁。
[3]章學誠：《章學誠遺書》卷二《文史通義內篇二·古文十弊》，文物出版社，1985，第19頁。
[4]孟森：《明清史講義》（下冊），商務印書館，2017，第6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