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卓有成效的早期懲貪
乾隆皇帝是中國曆史上統治最成功的帝王之一。從縱向對比，乾隆時代是整個中國古代史上最富強的時代；從橫向對比，乾隆統治下的大清帝國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這種強大有以下這些數據來支撐：第一，經濟總量巨大，國家財力雄厚。雖然對那個時候國內生產總值（GDP）計算的方法有各種爭論，但是用大多數人認可的計算方式計算出來乾隆時期的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總量的30%以上，遠遠比今天美國占世界經濟總量的份額要多。第二，乾隆時期的疆域廣闊，人口數量激增。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統一新疆之後，中國的疆域達到了1453萬平方千米，大約是今天960萬平方千米的1.5倍。所以乾隆朝的疆域是整個中國曆史上除了元朝之外的第二大疆域，而且和中國曆史上很多朝代不一樣的是，清朝對整個疆域內的實際控製力是最強的。第三，乾隆朝的人口數量達到了空前的水平。在中國曆史上，以前朝代大部分時間人口都徘徊在幾千萬之間，隻有少數幾個節點突破了一億。而由於前麵有康熙、雍正兩代的統治，乾隆繼位的時候，中國人口數量達到了1億4000萬；到乾隆退位的時候，則突破了3億的大關。也就是說，乾隆讓中國的人口翻了一番。在中國古代，人口增長一直是統治者統治成績最有力的證明。
所以我們通常說，中國曆史上最大的一個盛世“康乾盛世”的頂點，出現在乾隆時期。推動這個盛世頂點出現的諸多原因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乾隆前期的懲貪抓得非常有力度。這一點，可能很多人了解得並不充分。
提起清代懲貪最堅決的皇帝，大家通常認為是雍正。其實乾隆前期比起他的父親來，在這一點上有過之而無不及。可以說，乾隆皇帝是清代懲貪手段最嚴密、手腕最強硬的皇帝，也是清代曆史上最嚴酷刻薄的一位皇帝。
這個斷語也許與許多人的印象不符。不錯，乾隆皇帝風流儒雅，情商極高，極會做人。為政之初，又曾一度宣稱要效法皇祖“寬仁為治”。當初的“寬仁”時期，還真是陽光燦爛，曾經讓大清王朝所有官員都如沐春風。
但是我們不要忘了，他畢竟是雍正皇帝的兒子。雖然他曾經那麼討厭其父的性格，但雍正身上的苛刻、敏感、殘忍、陰狠，其實一絲不少地儲存在了他的骨子裏。乾隆十三年（1748年），他的統治政策由寬轉嚴，大臣們發現，其風霜之嚴酷，遠甚於雍正。
乾隆一朝是清代誅殺大臣最多的時期。乾隆朝發生的“部級”以上貪汙案多達三十幾起，其中殺頭二十多名，平均一兩年即有一名“省部級”軍政大員因貪汙而伏法，這在曆史上是十分罕見的。至於“部級”以下官員被砍頭的，更是不計其數。其中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甘肅通省官員冒賑一案中，自封疆大吏至縣令一級，就有近六十人被處死刑，其中一次在菜市口就殺掉了二十多人。
終乾隆一生，可以說他的統治前期，懲貪是非常成功的，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注重防微杜漸。有了雍正打下的良好基礎，乾隆即位之時，官場風紀較好，但是乾隆並不滿足。他為人心思細密，萬事求全，深知防微杜漸的重要性。因此，他整頓吏治，是從抓請客送禮之類的小事開始。腐敗如同細菌，一旦有了滋生的落腳點，就會迅速蔓延。小小不言的禮物如果不加防範，必然發展成大額賄賂。小吃小喝不處理，最後就會吃掉大清江山。所以，他明確規定，各級官員之間，不得再送“土宜”，即以“土特產”之類的名義贈送禮物。他說：“而持廉之道，莫先於謹小慎微。”“督撫為一省表率，既收州縣土宜，則兩司、道府饋遺又不可卻，而州縣既送督撫土宜，則兩司、道府饋送又不可少，層累遞及，督撫所收有限，而屬員之費已不貲矣。”（《清高宗實錄》卷三二）
針對公款吃喝日益普遍的現象，乾隆皇帝還規定，督撫大員們酬酢宴會的一切費用應出資自辦，委派屬員負擔筵席費用等事“概行禁革”，以防府縣等“借端要結，甚且賠累”[1]，擾亂民間。
官場上，收受“門包”一直是一個小小的痼疾。說起來似乎為害不大，但實際上卻極損政體之尊嚴，啟腐敗之先聲。因此乾隆五年（1740年），皇帝規定，奉旨出差巡察的官員，凡到州縣地方，有敢借機收受“門包”的，“與者，照鑽營請托例治罪；受者，照婪贓納賄例治罪”[2]。直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他仍通諭各省，從督撫到道府，要嚴格管理家人，“概不許收受屬員門包。各督撫傳事稟話，中軍、巡捕等官傳稟，不許另設立管門家人致滋弊竇”[3]。
第二，懲貪立法從嚴。乾隆朝對貪官的懲處嚴厲於雍正朝，主要體現在彌補虧空的措施上。乾隆以前，大臣侵蝕國庫，通常可因賠補上窟窿而免死。因為雍正懲貪實行“完贓減等”條例。該條例規定，凡貪汙挪用公款的犯官，如果在一年之內將所貪的公款全部補賠，就可以免死減罪發落。如果一年之內沒有全部補上，還可以再寬限一年，讓官員自己在監外繼續籌款賠補。第二年沒能全部補賠的，犯官進監，而其妻子仍可幫他補賠。直到家產盡絕，才被處死。這樣拖來拖去，貪官汙吏沒有幾個被明正典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