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對侵蝕愛新覺羅家產者恨之入骨。經過長時期的醞釀，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他克服巨大阻力，毅然廢除了“完贓減等”條例，代之以“完贓不準減等”的新例。不管你家裏多有錢，貪汙白銀隻要滿了一千兩即判處斬首，絕不寬貸。這一改革，使清王朝的懲貪力度上了一個極大的台階，使無數貪官人頭落地，家破人亡。凡貪汙或索受賄賂的案件，承辦大員一旦查有實據，立即請旨將犯官革職、查抄，籍沒家產異常迅速，嚴密而徹底。貪官汙吏的下場不僅身首異處，而且家產無論精粗多寡一律入官，真是落了個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幹淨！在中國曆史上，懲貪之嚴厲者，除朱元璋外，乾隆可排第二名。
除了在立法上做到的這兩點，乾隆在執法上，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充分利用密折製度，廣布耳目，充分監察大臣們的一舉一動。
對同一個人，他往往命多人秘密考察，以免偏聽偏信，這樣就掌握了大量真實情況。比如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命令湖北巡撫開泰秘密考察湖廣總督鄂彌達的官品操守。開泰回稟說鄂氏年老體衰，不過尚能正常辦公，其家人聞有收受“門包”之事，不過數量不多，而且鄂氏自己好像也不知情。皇帝看後，批示鄂氏的問題不止如此，開泰反映的並不全麵：“非但此也！彼（鄂彌達）往查南省（今湖南省），令其子拜各屬員，亦間有收受禮物者，操兵則全不閱看……”（《清高宗實錄》卷二六一）通過這種方式，所有高級官員時刻感覺自己處於四周同僚的監察之中，時時自危，居官自然如履薄冰，不得不小心謹慎。
第二，執法從嚴，絕不姑息。
高級官員如果犯了其他過錯，也許可以原諒，但如果事涉腐敗，即使情節輕微，數量不多，也絕不輕恕。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雲貴總督恒文按各地慣例為皇帝準備“土貢”。他以雲南產金為由，擬購買黃金製作幾個金手爐獻給皇帝。當時黃金市價為每兩金子換十四兩銀子，而恒文為了占便宜，隻給十兩銀子。這當然是以購買為名，行勒索之實，確實相當卑鄙，不過占這麼點小小便宜，情節也確實談不上重大。
此事被揭發後，乾隆頗感意外。恒文其人頭腦靈活，能力突出，善於處理各種關係，一直深受皇帝的信任和寵愛。皇帝認為恒文曆任封疆大吏，受恩最重，不應當如此，但因事涉貪汙指控，還是立即派尚書劉統勳為欽差大臣前往嚴查。審查結果證明此事屬實，雖然案情輕微，但皇帝卻決定立刻賜恒文自盡。後來因查出此事之緣起是經下屬慫恿，情有可原之處，遂改為終身監禁。給恒文買金子幫過忙的雲南巡撫、雲南布政使、雲南按察使一並被革職，其他五十六名州縣官員都受到了相應的處罰。皇帝對涉及貪腐之案毫不寬假的堅決態度於此可見。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湖南布政使楊灝借工作之便，侵占三千多兩白銀案發，案發後楊灝被處以“斬監候”，俟二十二年秋後處決。乾隆二十二年秋審，也就是複核死刑犯時，繼任湖南巡撫蔣炳認為楊灝已經在一年內把贓銀全部彌補，建議判他死緩，九卿科道及三法司對此都無異議。案卷進呈，乾隆皇帝閱之不勝駭然，氣得手直打戰，當天之內連下四道上諭，連篇累牘，痛斥這一建議之荒唐。他認為楊灝身為三品大員，乃克扣至三千餘兩，本應立行斬首，“監候已係朕格外之恩”，對如此惡劣的犯罪情形，皇帝以為大臣們自然會建議處死，不料大臣們居然一致認為應改判死緩，狼藉至此，猶得寬免一死，“則凡督撫大吏，皆可視婪贓虧帑為尋常事，侵漁克扣，肆無忌憚。……其何以飭官方而肅法紀耶？”（《清高宗實錄》卷五四六）
楊灝被立即處死，提出改判動議的湖南巡撫蔣炳被罷官抄家，發往軍台效力贖罪。附和此議之尚書、侍郎、給事中，禦史趙弘恩、鄂彌達、蔣溥、李元亮、王際華、李清芳、王和、勒爾森、秦蕙田、明善、劉綸等六十八人，分別處以革職留任、降級留任、銷級、銷紀錄、降級、注冊等處分。
第二天，皇帝仍然氣不能平，又下達長諭，痛斥官官相護之風。乾隆說：“夫明刑弼教，乃國家刑政之大綱，……近日內外問刑衙門習氣，不求其情罪之允當，惟事婦寺之仁，……至儼然服官從政，自當知凜遵憲典，而猶悍然作奸犯科，此而可寬，則誰不蔑法營私，小民將必深受其害。……豈有方嶽大員，婪贓累累，而尚借口完贓，俾得偷生視息，有是理乎！……九卿科道，每於秋審棚內嘵嘵致辯，不過求寬一命，或為自己積福地，而於此等要案，則無一人見及，雷同附和，公為矯誣，此而不加懲儆，紀綱安在！……為官相護之錮習，朕必力革而後已。”（《清高宗實錄》卷五四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