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與貪腐勢不兩立的決心灼然可見。
第三，不避皇親國戚。
慧賢皇貴妃是大學士高斌的女兒，雍正年間即成為寶親王的側福晉。乾隆登基後冊立為貴妃，乾隆十年（1745年）去世後追晉為皇貴妃。她生前受寵程度僅在孝賢皇後之下，是四位得以入葬地宮的後妃之一。
慧賢皇貴妃的親弟弟高恒沾了姐姐的光，仕途頗為順利，乾隆二十二年出任兩淮鹽政這個肥缺。然而此人操守不佳，就任不久，就大肆貪腐，總計收受商人所繳銀兩十三萬之多。案發之後，皇帝毫不寬貸，以其“辜負聖恩，罪無可逭”，將這位小舅子立即處死。
不過畢竟是自己的至親，殺掉高恒之後，皇帝於心頗為不忍，對高恒的後人相當照顧。十年之後，高恒之子高樸得以出任葉爾羌辦事大臣。不料此人頗紹祖風，到任不久就私役回民開采玉石，轉往內地私賣，把錢裝入自己的腰包。事發之後，皇帝一麵痛惜不已，一麵又以高樸“貪婪無忌，罔顧法紀，較其父高恒尤甚，不能念為慧賢皇貴妃侄而稍矜宥也”[4]，降旨將高樸即於當地正法。
後世評論乾隆，幾乎一致肯定其懲貪執法之嚴。晚清薛福成說過：“高宗（乾隆）英明，執法未嚐不嚴。當時督撫如國泰、王亶望、陳輝祖、福崧、伍拉納、浦霖之倫，贓款累累，屢興大獄。侵虧公帑，鈔沒貲產，動至數十百萬之多，為他代所罕睹。”[5]《清史稿》亦有論曰：“高宗遣諸貪吏，身大辟，家籍沒，僇及於子孫。凡所連染，窮治不稍貸，可謂嚴矣？”總結乾隆年間，平均一兩年即有一名省級軍政大員因侵貪或徇庇侵貪而正法，這是前代所罕見的，也是有清一代所僅見。曹鬆林以《清實錄》和《清史稿》為據，統計所得：乾隆朝官員本人犯貪贓罪者有尚書和侍郎5人，皆降職或革職；將軍4人，皆處斬；總督5人被處死，6人降職或革職；巡撫10人被處決，7人革職或降職；布政使8人被處死，另1人革職；按察使2人被處決，學政2人判死刑（其中1人下落不明）；參讚大臣1人、辦事大臣1人、鹽政2人被處決；道府州縣官犯贓者太多，無法統計。[6]有統計資料表明，整個乾隆朝較重大的彈劾案共計4600餘件，其中涉貪案就有589件，占全部彈劾案的12%。[7]
因為乾隆前期抓緊了吏治或者說反腐敗這個關鍵，所以才能迅速把清王朝推向盛世之巔，這一點得到了朝野上下的公認。章學誠則認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即和珅大權在握之前，乾隆朝都可以算清明盛世；趙翼後來也說乾隆中前期，秉中樞者俱潔身自好，國勢穩定，政治清明，官僚體係效率極高；尹壯圖也評價乾隆前期的大清，確實處於史上前所未有之盛世，“州縣俱有為官之樂，閭閻鹹享樂利之福”[8]。因為執政能力強，乾隆一朝能夠以10億畝（66.7萬平方千米）上下的耕地養活占世界30%左右的世界人口，能長期保持國家安定和社會穩定，這不能不說是康乾盛世又一個超越千古的成就。所以戴逸先生說：“傳統觀點認為，漢、唐是真正的盛世，無論國力還是文化等諸多方麵都達到極盛，而清朝已經開始衰落，不如漢唐。我則以為，康雍乾盛世是中國曆史上發展程度最高、最興旺繁榮的盛世。”[9]
[1]《乾隆朝上諭檔》，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二日。
[2]《在官求索借貸人財物條例》，轉引自晏愛紅：《清代官場透視：以乾隆朝陋規案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第163頁。
[3]轉引自孟姝芳：《乾隆朝官員處分研究》，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9，第44頁。
[4]趙爾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三九，列傳第一二六，《子高樸》，中華書局，1998，第2845頁。
[5]薛福成：《庸庵筆記》卷三《軼聞·入相奇緣》，丁鳳麟、張道貴校點，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第60頁。
[6]見曹鬆林：《乾隆朝的貪汙腐敗》，《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1年第1 期，第59頁。
[7]見李治亭主編：《清史》（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984頁。
[8]《奏為整飭吏治革除陋規敬陳管見折》，轉引自晏愛紅：《清代官場透視：以乾隆朝陋規案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第151頁。
[9]《盛世的沉淪——戴逸談康雍乾曆史》，《中華讀書報》2002年3月20日，《文史天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