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乾隆晚年，大清政局已經滄海桑田，氣象不複當年。
讓我們先看一下當時經常出入中國的朝鮮使臣的見聞。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到中國進貢的朝鮮使臣回國後這樣向他們的國王描繪大清朝：“（清帝國）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知縣厚饋知府，知府善事權要，上下相蒙，曲加庇護。”及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們的評價更是發展為“貨賂公行，庶官皆有定價”。[1]
相較於朝鮮人對中國的了解僅止於皮相，中國官員表達得更為激切。乾隆崩逝後，翰林院編修洪亮吉所言最為痛烈：“十餘年來，督、撫、藩、臬之貪欺害政，比比皆是。”[2]以布衣言事的章學誠批評更十分犀利：“自乾隆四十五年以來，……上下相蒙，惟事婪贓瀆貨，始如蠶食，漸至鯨吞，……貪墨大吏，胸臆習為寬侈，視萬金呈納，不過同於壺簞饋問，屬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羅剔括，不能博其一歡，官場如此，日甚一日。”[3]就是說，從乾隆四十五年起，官場就漸漸爛掉了，你給那些大員送上一萬兩白銀，他們就如同收了一籃水果那樣不當回事。洪亮吉描述乾隆晚年腐敗的普遍程度時說，當時官員中潔身自愛者與貪汙者之比，是一比九或者二比八。而這十分之一二的自愛之人，在官場中混得並不好，“即有稍知自愛及實能為民計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為迂，以為拙，以為不善自為謀，而大吏之視一二人者，亦覺其不合時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過，則去之亦惟慮不速，是一二人之勢不至歸於七八人之所為不止。”[4]這些人在官場上被排擠、被嘲笑，最後要麼被逐出官場，要麼同化於貪腐風氣當中。
從這些描述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基本爛到了底的官僚體係。
那麼，何以在短短十多年裏，乾隆朝的政治局麵出現了如此翻天覆地之變化？
首要原因是乾隆皇帝老了，懈怠了。
早年的乾隆是一個非常勤政的皇帝。生活起居，都如鍾表般有規律。清代史學家趙翼以他的親身感受記下了乾隆皇帝的勤政情形：皇帝每天早上都在卯刻（六點鍾）出宮。……從寢宮出來，每過一道門，就放一聲爆竹。我們在直舍值日，聽到爆竹從遠到近，就知道聖駕到了乾清宮了。冬天的這個時候，蠟燭還要再燒一寸多，天才大亮。我們十多個人值班，五六天輪一個早班，已經覺得很累了。誰知道皇帝天天如此。這還是平時。當西陲用兵之時，如果有軍報到了，雖然是夜半時分也必然親自覽閱，然後召集軍機大臣到麵前指示機宜，動輒千百餘言。我那時負責撰擬文件，從起草到作成楷書進呈，有時需要一兩個小時，皇上仍然披著衣服在等。[5]
一個朝鮮人也記下了乾隆固定模式般的起居：卯時而起，進早膳，然後看文件，召見公卿大臣們討論如何處理，一直到中午。晚膳後還要繼續處理沒看完的公文，或者讀書、寫字、作詩，一直到睡覺時分。[6]
曆代皇帝臨朝，都是大臣們齊集之後，皇帝大駕才姍姍而來。可是在乾隆朝，卻屢屢出現皇帝枯坐宮中，苦等大臣不到的情景。其原因不是乾隆朝的大臣們特別傲慢或者懶惰，而是因為皇帝起得太早了。每天微露曙光之際，皇帝就已經穿戴整齊，做好準備，靜坐宮中。經常是太監們出去看了好幾次，大臣們才“始雲齊集”。乾隆皇帝經常等得不耐煩，隻好“流連經史，坐以俟之”，東翻西找，看書來打發時間。以至於皇帝經常發火，降旨訓斥群臣：“凡朕禦門聽政，辨色而起，每遣人詢問諸臣曾齊集否，數次之後，始雲齊集，即今日亦複如是。諸臣於禦門奏事，尚且遲遲後期，則每日入署辦事，更可想見。”（《清高宗實錄》卷一〇六）“近見各部奏事，率過辰而至巳，朕昧爽而興，惟流連經史，坐以俟之而已。此豈君臣交儆、勤於為治之義耶？”（《清高宗實錄》卷一二七）
有一次，乾隆天剛亮就起來批閱奏章。批閱完畢之後，忽然想起幾天前曾叫部院大臣們推薦督撫人選，於是派太監通知大臣們前來彙報推薦情況。這時已是辰巳時刻（早上八九點鍾），皇帝在宮中等了好久，大臣們一個未到。六部在紫禁城外，各部尚書遲遲不到還有借口，而內閣大學士們就在紫禁城內辦公，怎麼來得這麼慢？一問太監，原來幾位大學士查郎阿、陳世倌、史貽直這個時辰還沒上班呢！乾隆大為光火，降旨說：“可見向來所奏每日入署辦事，粉飾之虛辭耳！爾等身為大臣，當以早朝勤政進規於朕，方無忝責難於君之道。而先自偷安，有是理乎？”（《清高宗實錄》卷二五九）大臣們隻能麵麵相覷，啞口無言。
然而，中年之後，乾隆的身體就不可避免地出現種種老化的征兆。在乾隆六十年的一首詩裏，皇帝自注道，從乾隆二十年（1755年），也就是四十五歲以後，他的左耳聽力就有所下降；乾隆四十年（1775年），六十五歲以後，左眼視力也明顯下降：“左耳重聽者四十年，左目欠明者亦二十年，有合今之俗人所雲（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者，作《戲語》。”[7]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年及古稀之後，他身體衰退之象就更加明顯，特別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之後，又增了失眠之症：“寅初已懶睡，寅正無不醒。”[8]“年高少寐，每當醜寅之際，即垂衣待旦，是以為常。”[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