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年齡的增長，乾隆的精力漸漸衰退。年輕時期，乾隆的大腦如同鏡子一樣清晰。舉凡一政，乾隆能從頭腦中的“二十四史”、皇祖皇考遺訓，直到大臣的奏議裏勾籍出全部資料，他的大腦如同強力機器，把這些龐雜的資料加以迅速整合、對比、加工、提煉，在第一時間得出準確而高明的結論。到了晚年，這麵鏡子已經霧蒙蒙一片，照什麼東西隻能顯出個似是而非的輪廓。精神之光，原來可以燭照上下古今，縱橫萬裏，如今隻能記得三五天之內的奏折和一些特別重大的事件，大腦如同一台用得太久的機器，所有的零部件都已經過度磨損，相互隻能勉強咬合，加工的精度大大下降。年輕之時，如果軍務緊急，他從早上五點鍾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二點鍾看剛剛送到的情報，從不疲倦。而晚年，隻有早上一兩個小時頭腦可稱清楚，能夠處理複雜的政事，過了這段時間，頭腦就已經進入半睡半醒狀態，不論怎麼以意誌去強催強喚，都調動不起精神。
因此麵對如小山一樣的奏折，乾隆皇帝越來越感覺不堪重負。他開始一再強調地方官員彙報情況時，要語言簡明，並時以奏事瑣細“徒滋煩擾”而對有關官員嚴行申斥，這在乾隆中前期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隨著生理的老化，皇帝的心理和性格也發生了明顯變化。人在壯歲之時，往往雄心萬丈，通常以主動進取之態麵對世界。進入老年之後，力不從心之感日甚一日，遂常以防禦心態應對外物，求穩怕亂，易變得被動、隨和。
早年峻烈無情的乾隆皇帝，晚年心態變得越來越寬和。他不再像早年那樣疾惡如仇、除惡務盡。相反，他樂於施恩，樂於原諒別人，樂於聽到別人的感恩頌揚之聲。乾隆中前期，他對臣下的獎賞比較謹慎。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提督常青因為士兵擊賊有功，各賞銀牌一麵，這樣的小事，居然受到了乾隆的訓斥。乾隆認為此獎過當，“可恨之極”。然而到了晚年，他卻經常進行無原則的濫賞，即所謂“賞宜從厚，從不肯使勤勞者稍有屈抑也”（《清高宗實錄》卷一四八一）。嘉慶後來說：“近年皇考聖壽日高，諸事多從寬厚，凡軍營奏報，小有勝仗，即優加賞賜；其或貽誤軍務，亦不過革翎申飭，一有微勞，旋經賞複。雖屢次飭催，奉有革職治罪嚴旨，亦未懲辦一人。”（《清仁宗實錄》卷三七）
老年乾隆處理政務力圖簡明，但求清靜。避免“煩擾”，減少麻煩，成為他處理政務的一大原則，這在壯年時代的乾隆是不可想象的。對於晚年出現的一些貪汙官員，乾隆經常拖著不懲，或者以“不為已甚”為詞，加以寬縱。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內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連續被革職、革任十餘次而後卻仍然留任原職者。
朝鮮使臣描述晚年乾隆政風的變化時說：“皇帝近年頗倦為政，多涉於柔巽，處事每患於優遊，恩或多濫，罰必從輕；恩濫故啟幸進之門，罰輕故成冒犯之習。文武恬嬉，法綱解弛，有識者頗以為憂。”[10]
[1]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十一冊），中華書局，1980，第4810、4891頁。
[2]趙爾巽等：《清史稿（三）》卷三五六，列傳第一四三，《洪亮吉傳》，中華書局，1998，第2905頁。
[3]章學誠：《章學誠遺書》卷二九《外集二·上執政論時務書》，文物出版社，1985，第328頁。
[4]洪亮吉：《卷施閣文甲集》卷一《守令篇》，轉引自張國驥：《清嘉慶道光時期政治危機研究》，嶽麓書社，2011，第79頁。
[5]見趙翼、姚元之：《簷曝雜記·竹葉亭雜記》，《簷曝雜記·卷一·聖躬勤政》，李解民校點，中華書局，1997，第6—7頁。
[6]見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十一冊），中華書局，1980，第4892頁。
[7]《戲語》，見《清高宗禦製詩》。
[8]《少寐》，見《清高宗禦製詩》。
[9]《欽定大清會典》卷二九九。
[10]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十一冊），中華書局，1980，第48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