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王朝的興衰，往往起於皇帝的一念。董仲舒認為，天下之治亂，唯係於皇帝之一心：“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漢書·董仲舒傳》）反過來說，皇帝心不正，則天下必然大亂。也就是說，在古代專製政治中，朝政的清明與昏怠，官僚機器的振作與衰敗，完全視皇帝一個人的精神力量強弱而定。
這一點，西方人也深有體會。雖然沒來過中國，黑格爾對中國式專製政治卻有著徹骨的理解。他認為，在中國，皇帝應該是整個帝國“那個不斷行動、永遠警醒和自然活潑的‘靈魂’。假如皇帝的個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徹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儀而又充滿了精力的——那末，一切都將廢弛，政府全部解體，變成麻木不仁的狀態”。[1]
黑格爾的這段話幾乎是對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專製政治中，皇帝是整個國家的神經中樞，官僚體係是皇權的延伸，官僚體係的精神狀態就是皇帝一個人精神狀態的放大。不但是人亡政息，同一個統治者的心境變化，也可以使國家麵貌發生根本變化。皇帝的勤奮進取，經過官僚係統的層層傳導，最後抵達社會可能隻剩10%；然而皇帝的鬆懈懶惰，卻會被官僚係統層層放大，抵達基層，會擴大十倍、百倍。
皇帝既然喜歡清靜，不願生事，地方大員們當然更樂於高枕無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之後，懶惰之風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皇帝對山積的奏折感到頭疼，而官員們對於案牘之勞，更是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層層推諉，一層一層向下轉批：“乃積習相沿，並不問事理之輕重，動輒批委屬員。督撫既委之司道，司道複委之州縣，層層輾轉推延。”（《清高宗實錄》卷六八八）
坐堂審案，處理民間糾紛是地方官的重要職責，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員們終年以坐堂審事為苦，千方百計推脫不理，“民間呈狀俱由宅門投遞批準，不審，終年延擱。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屢催不複”。[2]也就是說，老百姓告狀，他不開庭審理，一拖就是一年。老百姓等不及，越級上訪，上司詢問，他也懶得答複。還有的官員恨百姓越級上訪，給自己添麻煩，就想方設法打擊上訪者。
清代官員考成製度中，對許多政事列有處理期限。到了乾隆晚年，官員辦事逾期之事越來越普遍，因此而受處分居然成為官員受處分的主要原因之一。從清代檔案《乾隆吏科題本》可以看到這樣幾個例子：甘肅皋蘭知縣徐浩任內受處分23次，其中13次是因為辦事遲延；湖南瀏陽知縣張宏燧受處11次，遲延占4次；廣東長安知縣丁亭詳受處分9次，遲延占5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