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北江陵縣發生了一件搶劫案。一群農村流氓搶劫了附近的富有寡婦家，寡婦認出了搶劫者，事後當即報官。此案證據確鑿，事情清楚，很容易處理。可是當時的縣令湯廷芳雖然派人抓到了兩個嫌犯，卻懶得審理，將嫌犯取保了事。後麵相繼接任的四任縣令在十年內“均不嚴究”，“經事主控告，臬司嚴催，俱延宕不解，扶同沉擱，置地方盜案於不辦，實出情理之外”[3]。這樣一個小小案件，換了五任地方官，卻居然還沒有結案。乾隆聽說後，也不禁大為惱火，說：“足見湖北吏治廢弛已極。”（《清高宗實錄》卷一二七六）
湖北事件並非個別。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直隸建昌縣發生土匪馬十等人搶劫一案，事發後整整兩年，地方官還是沒有結案，說是頭緒複雜，一時審不明白。皇帝聞聽後大為惱火，命將犯人壓到山東行在，親自審理，不到一個月就揪出了正犯。皇帝說：“可見外省廢弛積習，大抵相同。……似此玩延懸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清高宗實錄》卷一三五一）
外省如此，京師風氣也相同。踢球扯皮之風盛行，一件小事，往往數月經年處理不了。“至六部等衙門辦理事務，雖有限期，由各道禦史稽查彙奏，但事有關涉兩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諉，行查不以為要，吏胥等得以借端沈閣，百弊叢生。其駁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駁了事，或竟有駁至屢次，往返耽延，經年累月，並不勒限嚴催。”（《清高宗實錄》卷一三五一）
除了“懶”，政風懈怠的另一個表現是“軟”。皇帝既然寬仁為尚，不願殺人，官員中老好人自然越來越多。他們在處理案件時，“於一切審擬案件，有意寬減”（《清高宗實際》卷六二六）。更有甚者，連搶盜重案也多所遷就，致凶頑不知懲創。夾在各方當事人之中的地方官隻想和稀泥，他們“既畏刁民，又畏生監，兼畏胥役，既不肯速為審斷，又不欲太分皂白”（《清高宗實錄》卷六七〇）。
如果說專製政治的經濟原則是剝削與壓榨，那麼操作秘訣就是控製與壓迫。皇帝控製著官僚體係，官僚體係壓迫著整個社會。一旦高壓減輕，則社會秩序必然出現劇烈反彈。隨著官僚體係的廢弛，乾隆晚年社會治安迅速惡化。
[1]黑格爾：《曆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第127頁。
[2]《乾隆吏科題本》卷一〇〇。
[3]《署湖廣總督舒常奏折》，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初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