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貢”是專製時代的一項定製。《尚書·禹貢》雲：“任土作貢。”也就是說，各地官員以及各藩屬國以土特產貢獻給天子，既滿足了天子之需，“致邦國之用”，又溝通了上下感情，所以皇帝和各地大臣都樂此不疲。
從一定程度上說，清代皇帝的生活質量與貢品直接相關。
和我們的想象不同，皇帝雖然富有四海，卻並不能任意支配國庫來滿足個人消費。清代是整個中國古代史上，治理水平最高，皇帝整體上自我約束能力最強，也比較節儉的朝代。比如許多人都到明十三陵和清東陵、清西陵去玩過，一對比就看出來了。清代的皇陵，整體上，都比明代的規模要小，沒有明代的氣派。再比如，明代太監的數量，一度達到十萬人之多，而清代呢，多的時候也不過三千人左右。
因此清代國家的收入和皇帝個人的收入，從順治初年開始，就是嚴格分開的。順治初年，清王朝設立了一個機構——內務府。這個機構是服務於皇帝個人生活的，相當於皇室的大管家。國家的收入入國庫，由戶部，也就是財政部來管。而皇帝個人的收入，歸內務府來管。也就是說，從那時開始，皇帝就有了自己的固定工資，收入來源固定化了。
那麼清代皇帝的個人收入，都從哪裏來呢？主要來源於三個部分：第一，皇帝在各地有皇莊，這些皇家莊園每年出產的東西，是皇帝的主要收入。清代的皇莊主要設在北京附近和東北地區，相當於清代皇家的“特供農場”，生產優質無公害的豬羊雞鴨、瓜果梨桃和大量蔬菜，供皇家日常基本消費。第二，內務府通過經商、放貸等方式，為皇帝創一點收。第三，就靠各地給皇帝的進貢和“報效”了。
因此，大清帝國財政的蒸蒸日上並不能直接保證皇帝日常消費水平的水漲船高。一般來說，由於皇家莊園的規模有定製，內務府經營水平也有限，不管國家稅收如何迅速增長，皇帝個人的收入卻是基本固定的。皇帝要滿足其日益高漲的物質欲望，一個非常重要的途徑就是收受貢品。奢侈品的消費更是如此。一是皇帝沒有錢大量購買；二是體製所限，皇帝直接派人到市場上與商人討價還價購買奢侈品，顯然不妥。更何況，喜愛奢侈品，一直是帝王守則中的頭等禁忌，不可為民眾所周知。所以官員們進貢與否、進貢多少、貢品質量如何，直接決定著皇帝的生活質量。
實際上，乾隆即位之初，是以拒絕進貢而聞名的。
剛剛登上皇位之時，乾隆曾下達詔書，說自己身在喪中，無心享樂，要求各地大臣在三年之內停止進獻各種貢品。
如果說守孝期間不接受貢品史有先例的話，那麼三年之後守孝期滿，皇帝仍然不收貢品，就可以分明體現出皇帝對物質享受的峻拒態度。皇帝還下了一道諭旨，說明他不收貢品的理由。他說，地方大臣們給我進貢，不過是想借此與我聯絡感情，建立情感上的溝通，“殊不知君臣之間，惟在誠意相孚，不以虛文相尚。如為督撫者，果能以國計民生為務，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則一德一心，朕必加以獎賞，若不知務此，而徒以貢獻方物為聯上下之情，則早已見輕於朕矣。”[1]勵精圖治之態灼然可見。
那麼何以到了晚年，皇帝會一反初衷呢？
第一，晚境順遂，高枕無憂。刺激政治家勵精圖治的，無外乎兩個因素：首先是對手的存在，其次是雄心的催逼。經過一生經營，到了晚年，乾隆已經消滅了所有威脅和對手，皇位之安，穩如磐石。
站在成功之巔，他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成功者的自豪、自得與成功後的茫然、失落一並油然而生。他可以做的事，似乎隻剩下欄杆拍遍，悠然自賞了。氣可鼓而不可泄，進取之心一旦衰退，享樂的欲望就會湧上心頭。
更何況人生已經接近尾聲。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在這個時刻，抓緊時間犒賞一下自己，報答一下數十年來的辛苦艱勞，似乎也不為過。
第二，乾隆本身從來不是禁欲主義者。他從來都對物質享受情有獨鍾。天潢貴胄的生活使他從小被培養起了超級精細的欣賞口味。作為盛世之巔的太平天子，他比一般帝王更富有享受的資本和條件。
大富之家成長起來的人，往往逃不脫對於奢侈品的迷戀。雍正皇帝在史上以儉樸著稱，但楊啟樵先生的《揭開雍正皇帝隱秘的麵紗》一書則有力證明了他實際上物欲極強，私生活相當奢侈豪華。乾隆皇帝在這一點上青出於藍。至今還沒能成為億萬富翁的我們，可能不太理解大富大貴中人對奢侈品的狂熱癡迷。其實奢侈對他們來說，主要是代表一種完美主義的生活態度。奢侈品所展現的不隻是昂貴，更重要的是其中的驚喜和極致，因為它們代表了人類創造物質的最高境界。事實上，這種愛好完全類似於毒品，因其沒有止境而讓人越陷越深。
一個人的天性是不可能被長期抑製的，雖然登基之後強自隱忍了十餘年，但步入中年之後，乾隆對自己的要求不再那麼嚴格了。十幾年皇帝當下來，乾隆一路順風順水，成績超乎預期，自信心也直線增長。事業與生活，他自認為有能力兼顧，沒有必要再苦行僧般苛刻自己。乾隆十六年（1751年），進貢的大門被第一次打開。那一年他舉行了首次南巡，同時當年又值太後六十大壽。皇帝下旨說，因兩逢盛典，許多大臣一再要求進獻貢物，以表微忱，如果他一概拒絕，似乎不近人情，因為進貢者“分屬大僚，上下聯情，勢難概斥，既已奏進，自不得不量存一二”[2]。
享樂之門一旦打開，就注定隻能越開越大。
專製體製下成長起來的大臣，一個個都是揣度上心、投其所好的好手。事實上，他們用於工作上的心思遠遠沒有用在琢磨皇帝好惡上的精力多。整個帝國內，所有的高級官員都從這道諭旨裏讀懂了皇帝的心聲。從此，為皇帝準備貢品，就成了他們分內一個重要的，甚至是最為重要的工作。時間不長，他們就摸清了皇帝的喜好：鍾表、字畫和古玉，最討皇帝喜歡。另外，扳指兒、鼻煙壺、小刀等，也容易被皇帝收下。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粵海關監督李永標、廣州將軍李侍堯進獻了一批貢品，主要有紫檀鑲楠木寶座、紫檀鑲楠木禦案等數種。其中比較特別的是“鑲玻璃洋自鳴樂鍾一座”和“鍍金洋景表亭一座”。
一般來說，進貢既然是大臣給皇帝送禮，內容當然是大臣自定，皇帝不便發表意見。然而這次貢品送上之後不久，皇帝很罕見地就貢品問題發布了指示：“此次所進鍍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後似此樣好得多覓幾件。再有此大好者亦覓幾件，不必惜價，如覓得時於端陽貢進幾樣來，欽此。”[3]
從此，皇帝喜歡西洋鍾表一事立刻被官場所周知，廣州西洋八音匣等售價因而猛漲。“這些東西雖然沒有什麼實際用處，但中國官吏們卻醉心追求，示意他們的下屬不惜任何代價收買。”[4]
至於書畫，更是皇帝私人收藏庫中最重要的內容。眾所周知，乾隆文化修養極佳。他九歲開始練習書法，十九歲開始學畫。對於珍品字畫，皇帝像史上那些有名的收藏家一樣嗜之如命，必欲得之而後快。不過，其他收藏家收集書畫，東奔西走，曆盡辛苦，而皇帝收藏，卻全然沒有這些麻煩。這些光彩奪目的無上精品，大部分來自臣仆的貢獻。隻要他的喜好一被偵知，那麼全帝國之內最好的藏品，就會源源不斷地流入紫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