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略談了《詩傳通釋》對《詩集傳》的疏解。雖然《詩傳通釋》以羽翼朱《傳》為宗旨，但自身也形成了比較鮮明的特點[1]。
第一，劉瑾不僅注重「通釋」朱《傳》，也十分注重對具體詩篇章旨乃至字詞的「通釋」。首先，對於篇幅較長的詩篇，劉瑾特別重視點明章旨句意，使讀者能對詩篇意脈有貫通的了解。如於《大雅·棫樸》篇末按曰：「一章、二章則言左右近臣歸向文王；三章則言六軍之衆歸向文王也；四章言文王振作天下之人也；五章言文王綱紀天下之人也。然歸向之者，不離於前後左右，則其振作綱紀於人者，無不至也。振作綱紀之者，至於久遠，則其歸向之者，益以衆也。」這對讀者理解詩篇意脈無疑是有幫助的。其次，注重詩篇之間的會通比較。如其論《召南·殷其靁》曰：「此詩之念行役，猶《周南》之有《汝墳》也。然視《汝墳》，獨無尊君親上之意者，蓋彼詩作於既見君子之時，故得慰其勞而勉以正，此詩作於君子未歸之日，故但念其行役之勞。」又如論《魯頌·泮水》曰：「蓋落成泮宮之際，因獻頌禱之詞，亦若《斯幹》之詩也。」都是會通比較的例子。再次，注重對《詩經》中多次出現的字詞加以歸納通論。例如《大雅·文王》篇釋「不顯」時按曰：「《雅》《頌》稱『不顯』凡十二。此詩三，《大明》及《崧高》《韓奕》《清廟》《維天之命》《執競》《烈文》各一，皆與此詩同義。《思齊》《抑》各一，則詞指有不同者。」即對《詩經》中的「不顯」一詞進行了歸納考察。
第二，劉瑾對詩篇創作時代的論斷，多能突破《集傳》乃至傳疏舊說的藩籬，頗有創見。如《衛風·旄丘》篇，《集傳》引陳氏說以為「穆公之詩」，劉瑾則以為：「上篇黎臣有勸歸之辭，則此時黎之宗社疑未滅也，豈其後黎侯復國，至衛穆公時方為赤狄所滅？故晉人數赤狄之罪，立黎侯而還。以此意之，《式微》《旄丘》二詩，雖未有以見其必作於衛宣之時，恐亦未必作於衛穆時也。」否定了衛穆公時之詩的說法。又如《小雅》中的《節南山》《正月》《雨無正》三篇，《序》皆以為幽王時之詩，而《集傳》雖以《序》說未可信，但也僅以「或曰」的形式疑其為東遷以後之詩。劉瑾則於《節南山》篇末按曰：「此詩刺尹氏為政不平，而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曰『喪亂弘多』、『憯莫懲嗟』，曰『降此鞠訩』、『降此大戾』等語，皆似亂亡以後之詞。疑此或東遷後詩也。」又於《雨無正》篇末按曰：「詩文四章言『曾我暬禦，慘慘日瘁』，固可見其作於暬禦之臣矣。但二章首言『周宗既滅』，繼言『正大夫離居』，卒章又言『謂爾遷於王都，曰予未有室家』，似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者，因以離居不復隨王同遷於東都，故見於詩詞如此。而《文侯之命》亦曰：『即我禦事，罔或耆夀俊在厥服』，則其驗也。參考《正月》所謂『赫赫宗周，褒姒烕之』，及《節南山》『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等語，疑此三詩猶皆為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於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實為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劉瑾以作品內容為證據推論詩篇作於東遷之後，其證可信，其說可從。故清惠周惕《詩說》亦認同劉瑾之說，曰：「瑾謂《節南山》《正月》《雨無正》皆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於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其言甚偉！」這裏還應該指出的是，早在清初朱鶴齡《愚菴小集》卷十三《讀〈周本紀〉》一文中，即以《史記·周本紀》與《竹書紀年》相參，論證上述《詩經·小雅》篇章為「幽平之間」詩。由此可知劉瑾之說確為孤明先發。
第三，在思想上，劉瑾解詩具有鮮明的理學色彩。朱熹是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詩集傳》中多處透露出他的理學思想，劉瑾《詩傳通釋》既以羽翼朱《傳》為宗旨，也不可避免地帶有鮮明的理學色彩。例如注重揭示詩篇所隱含的理學修身之道，劉瑾於《大雅·抑》論曰：「『不遐有愆』者，是省察之功，所以遏人欲於將萌，即《中庸》之內省不疚而慎獨之事也。能慎獨，則意無不誠矣；『不愧屋漏』者，是存養之功，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即《中庸》之不睹不聞而戒懼之事也。能戒懼，則心無不正矣，所謂正心誠意之極功者也。蓋由武公本亦聖賢之徒，宜其所言合乎聖賢之道也。」劉瑾還十分注重發明《詩經》「溫柔敦厚」的詩教觀，如於《衛風·簡兮》引張學龍曰：「此蓋伶官碩人之詞，其詞甚婉，而實諷衛國之無賢君也。然思盛世之聖明，而不責衰世之幽厲，此詩人之忠厚也。」甚至可以說，朱子《詩集傳》理學說詩的氣味，到劉瑾《通釋》這裏變得愈發濃烈了。
《詩傳通釋》一書也有其不足。劉瑾嚴守朱說，《集傳》有誤或自相矛盾處，也曲為回護，即使有所修正，也不敢以為定論。如前所述，他對《節南山》《正月》《雨無正》三篇的創作時代提出了精彩的論斷，但卷首《作詩時世圖》在給詩篇編年時還是遵循《毛序》的舊說。又如劉瑾雖然吸收大量漢唐注疏以充實《詩集傳》，但其辨訂故實，也還多有疏略，陸心源《元槧詩傳通釋跋》曰：「考訂非宋人所長，瑾書雖名『通釋』，而於朱子所未詳者，如『居居』、『究究』、『鉤援』、『臨衝』之類，未能證佐一字。」可見，與清代漢學家相較，劉瑾《詩傳通釋》在名物、禮製、史實等考證上仍有局限，陳啟源《毛詩稽古編》對此多有駁詰，《四庫全書總目》亦有引證，譏其「徵實之學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