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瑕不掩瑜，《詩傳通釋》以羽翼朱《傳》為宗旨，引述先秦、漢、唐、宋、元注家八十八家，著述五十五種，將前代特別是宋元以來的《詩經》學成果加以綜合疏通，頗有一種隻此一編在手，即可盡棄他書的方便，實可謂元代《詩經》學著作中的集大成之作。所以，劉瑾《詩傳通釋》一書在後代也頗有影響，明代胡廣編著《詩傳大全》時，即以《詩傳通釋》為藍本而略作增刪；明人王逢、何英為朱公遷《詩經疏義》補作「輯錄」、「增釋」時，也對劉瑾之說也多有采錄；前引惠周惕之說，亦可見劉瑾在清代的影響。因此，深入研究《詩傳通釋》，對準確定位元代《詩經》學在整個《詩經》學發展史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義。
最後，介紹下劉瑾《詩傳通釋》一書的版本情況。《詩傳通釋》現存五個版本：最早的是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劉氏日新堂刻本（簡稱「元刻本」），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皆有藏，其卷首內容依次為《朱子詩序辨說》《詩集傳序》《詩傳綱領》《詩傳通釋外綱領》（引用諸儒書、引用諸儒姓氏、諸國世次圖、作詩時事圖、詩源流、章句音韻、詩樂、刪次）。又有元刻明修本（簡稱「明修本」），版式、字體、內容等與元刻本鮮有差別，實為同一版本係統，卷首內容亦同。第三個版本是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四庫本據「內府藏本」所刻，不知底本為何，卷首《詩傳通釋序》，實即朱熹《詩集傳序》，《詩傳通釋外綱領》則僅有「詩源流」、「章句音韻」、「詩樂」、「刪次」四部分。《詩傳通釋》在日本有文政十三年（1830）官板鬆代文庫本（簡稱「文政本」），卷首無《詩集傳序》《詩序辨說》《詩傳綱領》《詩傳通釋外綱領》部分，直接從《通釋》正文起，前兩卷字多有漫漶之處。通過對勘發現，文政本比較接近元刻本，許多四庫本與元刻本用字不同的地方，文政本大多同元刻本，而文政本中出現的錯誤，則多為字形抄纂的錯誤。又有日本嘉永三年（1850）本（簡稱「嘉永本」），是文政本的重刻本，補全了文政本前兩卷的闕失，據其書眉朱批，當是據明胡廣《詩傳大全》補足。
此次整理，以元刻本為底本，以明修本、四庫本、文政本、嘉永本為參校本。遇有異文，擇善而從，並出校記。版式上，經文頂格，《集傳》與夾注皆低一格，雙行夾注改為單行，用楷體與《集傳》區分。在校點中，對朱熹《詩集傳》部分，我們校以宋本《詩集傳》[2]，凡有異文，一般據宋本《詩集傳》改定並出校記說明，若確認宋本有誤，則參他本改正，亦出校記說明[3]。對《詩傳通釋》徵引之諸説，則儘可能查覈原書，凡字句小異、不影響文義者不出校；凡顯係錯引或大疏漏處，或於校記中寫出引書原文，或據引書適當刪改訂補正文，並出校記說明；對於書中之避諱字、異體字及常見刊刻錯訛字，如「已」「己」與「巳」、「穀」與「榖」等，則逕改不出校記。
本書初稿由劉鎂硒、李曌宇、馬千惠三位負責文檔轉錄和版本對校，之後由李輝、馬天祥、熊瑞敏、吳嬌、邢毓南、徐逸超諸位進行引文核對，最後李山校讀全稿。囿於學力識見，點校中一定還有不少錯誤，敬請讀者方家批評指正。
劉鎂硒 李山
二〇一三年四月
[1] 參趙沛霖《劉瑾淺說》、楊晉龍《與關係再探》。楊晉龍主編：《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0年。
[2] 按：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本朱熹《詩集傳》自卷十二《小雅·蓼莪》第三章朱傳「則無所恃」四字起，至卷十七《大雅·板》實非宋本，而係據他本補抄配齊。本書對《詩集傳》部分的校對，以四部叢刊宋本部分對校，宋本殘缺部分則以國家圖書館所藏宋刊明印本膠卷對校，可以說是以完整的宋本《詩集傳》作為對校本。又，本書校記一般隻稱「朱熹《詩集傳》」，個別地方也稱「四部叢刊《詩集傳》」或「四部叢刊三編本《詩集傳》」，後兩個稱法意在強調，併無其他意思。
[3] 《詩集傳》部分的校對，參考了趙長征整理本《詩集傳》（中華書局二○一一年）的校勘成果，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