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是看起來這一次張幼儀可謂是唯一的一次逆流而上，因為畢竟她未得到哥哥的支持，但是她是得到了兒子的支持的。我們不妨也設想一下，如果她兒子如他舅舅一樣並不支持，甚至堅決反對，張幼儀還會如此堅決地不聽兄長的話嗎？或許還真是一個大大的問號！因此，張幼儀這看起來最後的一次逆流而上，原本也隻是一次順流而下！
在今天看來，中國近現代史上那些文化精英們曾一時紛紛拋棄原配的行為似乎可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加以研究。那些被拋棄的原配們，今天絕大多數都已被曆史的煙塵淹沒了。
但是也有例外！
當然我這裏說的“例外”並非是指江冬秀與朱安等，雖然她倆的確也是“例外”，但她倆的這個“例外”，是其事實上並不曾被拋棄：江冬秀不但不曾被胡適拋棄，反而是她似乎在婚姻中牢牢控製住了胡適；朱安也並沒有被魯迅拋棄，而隻能說是被魯迅放棄了。
張幼儀被徐誌摩無情地拋棄了，這和當時許許多多精英的原配的命運是一樣的，但例外的是她作為一個女人，雖然在曆史的星空下沒有作為那個時代“新女性”的代表林徽因、陸小曼們那樣耀眼，但也絕沒有被曆史的煙塵所完全淹沒，時至今日，我們仍將不必拂去曆史的煙塵，就會發現她竟然也是在曆史的星空下很有光彩的，並且若將她與林徽因、陸小曼等幾個與徐誌摩愛得死去活來的女人作一番比較，我們甚至會驚訝地發現，她活得原本也不差，也活出了自己的名堂，至少是生活上還比她們更滋潤：事業有成、兒孫滿堂，金錢、親情，甚至愛情，應有盡有，總之，俗世間的所謂幸福她幾乎一樣都不缺！
1947年林徽因因肺結核發作而動了一次大手術，術後她自以為將不久於人世了，於是提出想見一見張幼儀和張幼儀與徐誌摩的孩子。這讓張幼儀感到非常奇怪，因為在此之前，林徽因一再宣稱自己並沒有愛過徐誌摩，且與徐誌摩之間隻是一般的朋友關係—既然如此，此舉實在有點無厘頭。但是善良的張幼儀，雖然並不知道林徽因此舉的原因與目的究竟是什麼，但是還是帶著兒子阿歡（徐積鍇）等一起趕到了林徽因的病床前。雖然最終林徽因並沒說什麼，隻說是“想最後看一看誌摩的孩子”，但是張幼儀分明還是從林徽因的目光中讀出了她對人生的眷戀和對自己的羨慕，也就在那一刻，她望著病床上這個骨瘦如柴的女人，所有曾經的抱怨、仇恨和憤怒都冰釋雲消了。
是的，張幼儀之前有過太多的抱怨、仇恨和憤怒，因為她是那場曠世愛情的第一個失敗者，但是誰又能說她不是最後的一個勝利者呢？她以自己的善良、隱忍、堅強和執著為自己的人生最終突出了重圍，以至於既成了許多舊式女性與“新女性”對壘過程中的一種激勵，也成了她們的榜樣和表率；且她的這種激勵、榜樣和表率的作用，又絕不同於江冬秀之流。因此，即使在今天看來，張幼儀確實也算是一個難能可貴的“例外”。
盡管林徽因一再宣稱她並不曾愛過徐誌摩，她與徐誌摩之間隻是一般的朋友關係，但是誰都知道，徐誌摩的離婚肯定是為了林徽因—盡管我們並不能肯定，是不是因為林徽因在此之前有意無意地給過徐誌摩一定的明示、暗示或承諾，他這才與張幼儀離了婚，因此張幼儀對於林徽因肯定是一度充滿了敵意和女人的仇恨的。當張幼儀得知徐誌摩飛機失事的噩耗，並知道了他之所以要坐飛機趕回北平，就是為了去參加林徽因的一個學術活動，當時她隻輕輕地說了一句：“到頭來還是為了林徽因！”雖然隻是這麼輕輕的一句，但人們分明感覺到，即使到那時她對林徽因的敵意與仇恨一點也不曾消退。
張幼儀說：“我一直把我的這一生看成兩個階段：‘德國前’和‘德國後’。去德國以前，我凡事都怕；去德國以後我一無所懼。”並且還說，“我的離婚要感謝誌摩，不是他我也不能成長，也不能找到自我。”
張幼儀自己感覺到自己的“成長”是在德國時，但是我們回過頭去看，其實她的“成長”是從到達歐洲時就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