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即蘭花，也稱蘭草；也就是說，它既是花，也是草。它喜歡生長在幽穀、石間、林下，不慕陽光，不爭雨露，隻顧默默地散發芬芳；連芬芳也是幽幽的，不濃鬱，不豔俗，不張揚。
她的名字中有個“蘭”字，她也喜歡畫蘭，擅長畫蘭。
或許正是因此，馬湘蘭在“秦淮八豔”中通常都是排在最末一位。
然而，這“末一位”有時本身便正是其“特殊地位”。
雖然排在末一位，但她卻實實在在的是另外七人的前輩。
馬湘蘭是“秦淮八豔”中唯一一位沒有經曆明亡清興天崩地坼的，因此她的一生沒有什麼“英雄事跡”，直到生命的最後，才演繹了一件有點傳奇色彩的事件，那竟是她的死：年輕時，她與江南才子王稚登交誼甚篤，但王終棄她而去，直到王稚登七十大壽時，馬湘蘭竟集資買船載歌妓數十人，從金陵前往蘇州為他祝壽，“宴飲累月，歌舞達旦”，讓王稚登慚愧不已，但她自己竟因此而累得歸後一病不起，最終“強撐沐浴以禮佛端坐而逝”。然而這與她幾位後輩相比似乎也算不得什麼—她們有機會將自己的命運通過幾個大人物與曆史的命運相聯係，所以她們留下的故事或驚心動魄，或感天動地，或發人深省—她們很大程度上便是以此而既名重於時，亦名重於史的。
幾乎在所有史料與筆記中，就其外貌百言，“秦淮八豔”中有七位似乎都一律被描寫得一位比一位漂亮，大可與“閉月羞花沉魚落雁”有一比，總之都是絕色美人。而唯獨馬湘蘭除外。《秦淮廣記》中說馬湘蘭“姿首如常人”，可見她無論是在當時名重，還是後世能入“秦淮八豔”之列，靠的並不是姿色。
當然，其他七人為時、為史所重，也並非全靠姿色，除了所謂俠骨與氣節之外，她們或擅於書畫，或長於詩文，或精於音韻，或通於曲律……也基本屬於事實。不過我常常以為，這多少與她們有著姣好的姿色有關係，甚至有很重要的關係。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藝術這玩意兒評判起來是很容易愛屋及烏的，對一個人有了好感，你再看他（她）的藝術，有時總怎麼看怎麼好；反之，對一個人沒有好感，你再看他（她）的藝術，是怎麼看怎麼不好；更何況中國人，曆來就將“字如其人”、“書為心畫”等等奉為藝術評判的重要標準。“秦淮八豔”既然人一個賽過一個的漂亮，她們的筆下的墨跡丹青、她們唱出的音色旋律，自然哪會差得了嗬？這一邏輯似乎如同我們今天許多人對一些所謂“名人墨寶”莫名看重一樣—在他們看來，人家既能當那麼大的官，能幹那麼大的事，能出那麼大的名，能掙那麼多的錢，隻要動筆，那筆下墨寶哪能差得了嗬！然而這樣的邏輯事實上是荒唐的。
前麵提到無錫市博物館中現藏有一張董小宛畫的《彩蝶圖》，那畫我還真見過，在我看來藝術水平不過爾爾。因此，我常常覺得，在一些文人的筆記中，“秦淮八豔”的藝術水平多高多高，有許多時候更多是出於他們的有意無意地形容甚至誇飾。因此說句實話，對於“秦淮八豔”的藝術所達到的水平和高度，我曆來就不全相信那些史料和筆記上所載，盡管那也算是白紙黑字、言之鑿鑿。
然而，唯獨對於馬湘蘭的藝術水平我有些相信其不會太低，不為別的，隻因為她的“姿首如常人”。
作為妓者，“姿首如常人”實在是一種不幸。這注定了她必須付出比別人更大的努力才能生存自身。她的努力當然首先是能“巧伺人意”，其次便是要精湛藝術以藝娛人。
馬湘蘭成為“秦淮八豔”之一憑借的是她的藝術—事實上她成了唯一一位以藝術而進入“秦淮八豔”之列的，因此，她是其中的另類，她進入的意義，不但是豐富了“秦淮八豔”的成分，而且也提升了這個群體的文化品位—雖然這個群體原本是最為世俗的產物，原本它並不真正需要文化，更不真正需要品位。
據說馬湘蘭多才多藝，而尤以繪畫造詣最高，我們已知的最好證據是，當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接連三次為《馬湘蘭畫蘭長卷》題詩，所題之詩今天還能從曹寅的《楝亭集》裏讀到。還有《曆代畫史彙傳》中，評價馬湘蘭的畫技時說她“蘭仿子固，竹法仲姬，俱能襲其韻”。最重要的是，她的《蘭花冊頁》今天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書畫精品室”中。
什麼時候有機會，我一定要看一看她的這一本《蘭花冊頁》，但願藝術水平真的不會讓我失望。
我將“秦淮八豔”依次一個個寫下來，說句實話，我不得不承認，後麵幾位似乎並無多少“英雄事跡”或“感人故事”，她們名列“八豔”之列，實際上可能正是被魯迅批評過的“古人總喜歡湊個‘十景’‘八景’的毛病”的產物。然而，話又說回來，就是其他幾位，其“感人事跡”不也都相類似嗎？如今書寫曆史的暢銷書似乎一律都喜歡用“××那點事兒”的書名，我這裏也套用一下吧，所謂“秦淮八豔”不“就那點事兒”嗎？然而，數百年過去了，她們的“那點事兒”人們又總念念不忘—或許這正是她們“那點事兒”的價值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