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洋三傑”中，馮國璋是年歲最長的一位。他生於1859年，也就是清鹹豐九年，彼時的清政府正忙於和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起義武裝激戰。出道較早的馮國璋，他成名的道路也帶著鮮明的中國舊式傳統軍人的痕跡。從進入天津北洋武備學堂到成為聶士成的幕僚，從出使日本到鎮壓義和團，從效忠大清朝到隻知有袁宮保，他勤勤懇懇地跋涉著自己的仕途，從而一直達到權力的頂峰。
（一）
在張學良將軍晚年的諸多談話錄中，他曾提到與自己交過手的直係將領吳佩孚。少帥對這位名噪一時的直係將領似乎並不買賬：“我的對手吳佩孚，我最不佩服他，那他真是‘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當年我想不明白為什麼吳佩孚會有那麼大的名氣。”後世有人認為，張少帥這句話有點兒言過其實，要知道，美國的《時代》周刊甚至認為吳佩孚是“中國最強者”，美國學者約翰·鮑威爾甚至認為吳佩孚“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統一中國”。但是張少帥為什麼要這麼講呢？因為隻有身在戰爭中的人才知道，當時的戰爭到底是怎樣的情形。
其實自辛亥革命以後到抗戰之前，軍閥之間的爭鬥都是小規模作戰，大多都是暗地裏的政治博弈。這大概和近代軍閥多為學院派或者是綠林出身有關，他們不太喜歡飛機大炮烏煙瘴氣地打一通。所以，並沒有受過多少正規學院教育的張學良，他自然有資格說出這樣的話，他看不起民國那些動口多於動手的軍人，而當時的民國軍人則認為張少帥是“捅婁子”的高手。
一幫軍人左右的政治，卻不是真正意義上靠正麵交鋒來解決問題，民國之所以會出現這樣尷尬的局麵，其實是因為這幫所謂的新式軍人根本不會打仗。動輒嚷嚷著“開戰、開戰”的軍閥們，往往私底下開個會，搞個“幾角聯盟”就把對方瓦解了，所以不等打起仗來，事情就落下了帷幕。當時處於新舊交替之際，腐敗的清政府為了維護統治，開始發展新式教育，培養新式軍事人才。但是這所謂的“新式”是必須要加上引號的，因為舊製度下的教育，注定隻能空有一個“新”的殼子。
在這些“嫁接”的新式軍人裏，馮國璋無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個。馮國璋，字華甫，直隸河間（今屬河北）人。說起馮國璋，大家總會說到他的曾孫馮鞏，其實馮國璋的先祖也相當顯赫，那就是明朝的開國功臣馮勝。馮勝能征善戰，在明朝建國後被封為宋國公，史書上記載他功勳卓著，在明朝的開國將領裏能超過馮勝的隻有徐達和常遇春兩個人而已。
馮家原本也算是大戶人家，但是到馮國璋這一代的時候已經逐步走向衰落。馮國璋七歲的時候在故鄉的私塾開始了自己的學生生涯，十二歲的時候，馮國璋又改到外公家附近的書院讀書。這時的馮國璋本性聰穎，學習成績出色。馮國璋的堂叔馮甘棠非常喜歡自己這個聰明的侄子，於是出資讚助馮國璋到保定的蓮池書院去進修。可以說在這段時間裏，馮國璋所接受的都是中國的傳統教育，與封建社會大多數的知識分子一樣，他接受的是正統的儒家思想。
而“書生持兵”日後也成為直係軍閥一道獨特的風景，不論是早期的馮國璋，還是後期的吳佩孚、王承斌、盧香亭等，乃至學曆最低的馮玉祥，也深受感染，成為愛國名將。而直係將領的文人出身，也從一個方麵映襯出當時民國軍界的普遍現象，與其說民國是“武夫當國”，不如說是“儒將當國”。文人將兵，總是要“先禮後兵”，這禮也是明的暗的一起來，所以“禮”罷了往往也就沒有什麼動兵的力氣了。難怪當時外國人譏諷，民國軍閥們的戰爭是靠煙土和銀元在打。
因此，不得不對馮國璋這段私塾生涯進行一番推敲，在私塾裏，馮國璋學到了什麼呢？至少有三樣東西對他日後是非常重要的：一、文人的風骨。二、文人的性格。三、文人的計謀。文人的風骨，也就是馮國璋的堅強與柔弱，他由一介布衣投身戎馬，數十年仕途起伏不能說不堅強，但當他在蚌埠麵對倪嗣衝的頂撞時也顯得有些柔弱；文人的性格，也就是馮國璋的傳統與革命，他是聶士成和袁世凱的幕僚，是鎮壓義和團和革命黨的鐵血派，但日後又是推翻帝製的急先鋒；文人的計謀，也就是馮國璋的忠誠與圓滑，他是“不知有大清朝，隻知有袁宮保”的代言人，但又是覆滅袁世凱帝夢的主導者。
馮國璋並沒有在蓮池書院順利完成自己的求學生涯，因為家道中落繳不起學費，他不得不選擇退學。退學以後的馮國璋並未就此回到鄉間完全蛻變成一個農夫或是窮酸秀才。對他隨後的人生起到影響的主要是內外兩個原因，內因是他所接受的教育已經給他植入了新的價值觀，而外因則是當時的時代大背景。當時清政府腐敗，仁人誌士四處傳播尚武強國的思想。接受過傳統教育的馮國璋立誌出人頭地，在大時代外部環境的影響下，少年馮國璋決定像當時諸多躊躇滿誌的少年一樣投筆從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