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的上班史，隻延續了一個上午的時間，便宣告正式結束。原因很簡單：他們要管他，他不能忍受沒有自由的生活。外公沒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逃離了那個地方，並且在飯桌上向全家人宣布，他再也不去那裏了。當外公把這一切交待明白時，那條清蒸鯿魚已經接近於一副骨骸了，大姨媽和林阿姨默不作聲地吃著飯，四舅已經吃好了，正用一根裏刺剔著牙齒。那時誰也沒有注意到外婆的臉色，因為在這個家庭裏，外公經常有著驚人的，無司理喻的舉動，大家覺得這一次無非也就是這樣，沒有什麼大不了。但那天外婆卻終於憤怒了，誰也不曾聽到她用那麼高的音量說話，她語調尖利，嚷著怎麼那時候會瞎了眼睛，幹挑萬挑，偏偏嫁了這樣一個男人，把家產敗光了還不算，到了這種地步，還要擺臭架子當老巧，真不知道自己前世裏作了什麼孽。外婆說著說著眼淚就下來了。外公看了她一眼，沒有作聲。外婆一邊哭，一邊說也不看看自己有什麼本事，連老婆孩子都養不活，還以為有多了不起，光知道去賭，去玩女人，你去賭啊，去玩女人啊，還回什麼家，有本事再也不要回來。
女人的軟弱往往就在於，把一些看似堅不可摧的語言外殼，像扔炸彈一樣的拋出去，暫時抵擋一下冷漠如冰、她們無力承受的殘酷現實，炸彈是爆炸了，煙和火、光與微弱的熱都過去後，冰還是冰，現實還是現實，她們卻連盔甲也沒有了，赤身裸體，千瘡百孔。所以，當外公終於被她激怒，甩掉酒杯，憤然離去時，外婆就像一隻絕望的母獸，大喊大叫著，瘋一樣的朝已經走到樓梯口的外公撲去，用她的拳頭使勁地捶他，拉住他的衣服，把她的頭往他身上頂，她已經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幹什麼，她說著一些最難聽最不堪的話，詛咒著這個男人。外公被她拖來拖去，動彈不得，胳膊上猛一用力，外婆慘叫一聲，往後連退幾步，跌倒在地上。
林阿姨嚇得麵色雪白，連忙上去要把外婆攙起來，這時四舅卻像一頭憤怒的小公牛，向他的父親直撲過去，他的眼睛是血紅的，非常怕人。外公愣了愣，就在四舅撲向他的那個瞬間，他本能地向旁邊躲閃了一下。四舅就如同一隻騰空躍起的海豚，一點聲息也沒有的，掉下樓去了。
在我們生活著的這個空間裏，往往憑借死亡的方式來猜測某些更為微妙的東西。至少，它常常成為一衝標準。自殺是不名譽的，就如同一切脫離常軌的舉動，比如說小偷與強盜，自殺好像就更接近於小偷，接近於離婚，婚外戀和私生子，它們都具有某種隱秘性，是大眾喜好窺望的黑暗角落，它們引人聯想，它們本身就告知人們背後隱藏著珍聞秘事，可供茶餘飯後咀嚼再三，回味無窮。人們不會去談論一棵樹，因為它隻能承受，發芽，開花，落葉，或者凋敗。它無法選擇，無論是生，還是死。對於一棵樹，人們是多麼的寬容啊。
非常遺憾，如果按照社會公認的標準，我們家有兩個人死得很不名譽，其中的過程將被一些生活空虛，或者行為極為規範，絕無半點出軌的良好的社會人拿去再三的品味與渲染。他們將樂於此道，他們將完成對於死者的猜測，和對於生者的總結。他們將淩駕於死難者的悲哀之上，因此他們自信，他們擁有千古不敗的衡量的標準。
外婆是在一個風雨之夜來到我們家的。父親和母親都到車站去接她了。我一個人留在家裏。那時我們住的是一棟老式公房，樓下有個大院，足足有半個足球場那樣大，大院裏的生活幾乎沒有任何隱私可言，頂樓到底樓的每一家，男女主人叫什麼名字，在什麼地方工作，晩飯吃了幾個葷菜，是大葷還是小葷，鹹鴨蛋一分為幾，全都無所不知。甚至有一次，二樓的一對夫妻吵架，胖女人把那個窩囊丈夫的內衣褲全都扔出了門外，然後叉著腰，站在樓道的交接處破口大罵。一樓二樓各委派了一個調解人員去做工作，誰知人員剛選定，小夫妻兩個已經勾肩搭背下樓去了。大家看得目瞪口呆。但冬天的晚上，院子裏仍然還是寂寞的。特別是雨雪天。因為天冷，七八點鍾大家就上床睡覺了。那種房子是沒有陽台的，南麵的窗台上放滿了大盆小盆的花木，雨點經過屋簷滴落在葉片上……現在我好像又看到了那個窗台，我站在玻璃窗的後麵。
窗簾在上午總是被拉開，陽光長驅直入。我們家有一隻用了很長時間的藤椅，椅背那兒被我抽掉了幾根藤條，可以同時伸進去幾隻手指。藤椅上放了一隻墊子，外婆就坐在那裏聽收音機，除了聽收音機和買菜焼飯，她無事可做。寒假的時候，隻有我和外婆在家裏，滿屋子都是圓形和棱形的太陽光。我們隻有兩間屋子，小間是吃飯的，裏間就睡覺，休息，我做功課，父親母親看報寫字，養花和金魚。全家入的活動空間都在那裏，放了少得可柃的幾件家具，容身之處就更為窘迫。還有，房間裏是沒有衛生設備的，在裏間的一個角落裏，隔著隻小箱子，放了一隻紅漆馬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