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河西走廊、中原地區為人物活動大舞台,以人文關懷視角審視在
社會動蕩時期人們心理受到重創後痛苦的生活狀態,以多種藝術手法表
現社會各階層、各民族人們在動蕩歲月中的尷尬曆程,及追求真善美的
執著決心。
小說描述的盛中唐之際正是中國曆史上最敞開胸懷進行經濟貿易、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時代,也是因安史之亂造成戰亂頻仍、社會動蕩、經濟衰落的時期。但是,這個時期的文化卻得益於碰撞、交流、融合而持續了大發展的態勢,呈現出空前的豐富多彩。一方麵是“動蕩歲月中的尷尬曆程”,同時另一方麵則是“追求真善美的執著決心”,兩者看似矛盾衝突,實則相輔相成。這部小說涉筆的人物數以百計,上至帝王將相、部族首領、高僧大德,下到叛臣逆子、巫婆駝夫、歌妓舞女,都成為承載文化的鮮明符號;涉及的曆史事件錯綜複雜,無論是遣使通好、設防羈縻,還是攻城略地、招降納叛,抑或僧諍辯理、修文經商,其間充滿了真善美與假惡醜的搏擊。小說結尾前,“前河西觀察判官、散朝大夫、殿中侍禦史、舍人王錫奏表”頗值得細讀,其中說道:“我風燭殘年,唯有一念,使吐蕃與唐朝永遠交好。”又說:“不管梵語還是吐火羅語,不管突厥語還是粟特語,都是承載教義的工具,如同虛幻的野馬,飄揚的塵埃。其實,您所謂的‘野馬’應該準確地描述為‘像野馬一樣升騰的雲氣’,與我所說的野馬迥然不同。雲氣在太陽照射下很快就會消失,而野馬不管在沼澤、冰麵、雪山還是草灘、戈壁、沙漠,都能夠像唐語那樣穩定地保持和諧緊湊的形態和秀麗多姿的時態。”全書一直以多種民族語言來象征不同文化,而這裏的“野馬”“塵埃”並非虛幻的雲氣,而是穩定、和諧的實際存在。不管是吐蕃貴族之子尚修羅“倏”、後突厥小王子磨延泣“忽”,還是那個安祿山的同母兄弟、侏儒阿嗜尼,他們在書中的所作所為,他們的“命運”或者說是“使命”,就是在紛繁複雜的政治、軍事鬥爭與經濟、宗教活動中承擔文明衝突與交融的任務。
小說最後,吐蕃讚普命頓悟派高僧摩訶衍與漸悟派高僧蓮花戒展開辯論,這就是佛教史上有名的“僧諍大會”(其具體內容也有幸保存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所出的寫卷中)。論辯的結果是漸悟派占了上風,頓悟派須退出藏區。但實際上,這場論辯的結果並無輸家,兩派之間取長補短,不僅對佛教的進一步中國化起了推動作用,也為包括佛教文化在內的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形成、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小說結尾,摩訶衍將傳承文化的文字全部鐫刻到十二隻‘羲和’與十隻‘混沌’之上,又將“羲和”安裝到月角位置,將“混沌”安裝到日角位置,日月交輝,光耀世間,正喻示著文明的進步。野馬倏忽掃塵埃,天翻地覆慷而慨。我以為,這就是玉雷這部長篇所要宣示的主旨。
至於小說在結構、章法、情節展示等方麵的特色,在語言風格、人物塑造等方麵的藝術手法,則要請廣大讀者去自行鑒賞和品味了。我的粗淺感受似可擬為一聯:運斤有方,一顆匠心獨具;變幻莫測,萬變不離其宗。不知馮君以為如何?
2014年7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