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示憲兒》誕生於1518年，正是王陽明擔任南贛巡撫的尾聲。家訓第一句“幼兒曹”中的“曹”字是：等、輩之意，整句意為：孩子們。後麵的話語，通俗易懂，完全就是向孩兒們說話的口氣。訴說的對象正是他的兒子憲兒即王正憲。
王正憲並非王陽明親生兒，1515年，王陽明年已四十四歲，但王陽明及胞弟守儉、守文、守章都沒有兒子，王陽明的父親王華隻好選擇三弟王兗的孫子王守信的第五子正憲過繼給王陽明，是年，王正憲八歲。
1518年，王正憲十一歲，正是亟待教訓之時，於是就有了這道王陽明家訓。
家訓開篇就是讓人勤讀書，這是教人應有學問；要人孝悌、謙恭，遵循禮義，這是讓人應學會禮儀；要人能下人，能容人，這是智慧的表現；心地好，是良士，這是德行的表現。
學問、禮儀、智慧、德行，是《王陽明家訓》（即《示憲兒》）的核心思想，也是其心學的靈魂，更是一個紳士所必須具備的素質。
四個方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套用王陽明的話頭就是，有學問的人，必知禮儀，必有智慧，必懂德行，否則就不能稱他為有學問的人。
不過在王陽明看來，德行是第一位的，做一個好人比任何事都重要。一個人若缺少了德行，那就和“人”這個物種訣別了。
鮮花的蒂（心）如果是壞的，鮮花永不可能綻放，也就不能稱為鮮花；正如人的心地是壞的，人就不能稱為人。
“凡做人，在心地”是王陽明家族的信仰和家法，它不專屬王陽明家族，正如良知之學不是王陽明的專屬一樣，人人皆有良知，隻看致或不致。人人都可把“凡做人，在心地”當作自己的家訓和信仰。
其實所謂齊家，就是要通過各種方式讓家庭成員各安其位，各盡其職，不要有非分之想，這就是齊。前提是，你必須做到善，你所使用的齊家的手段才有效。一個盜賊縱有千般齊家手段，也隻能教養出偷竊的後代。
領導者在齊家的過程中就是在修身，為了讓家人安分守己，自己一定要做到安分守己。王陽明本人重視家庭，也認定家庭是修身的重要道場之一，他對父親王華特別孝順，也正因此，所以他對國家尤其忠誠，對人民尤其熱愛。孔子弟子有子說，人如果在家庭中孝悌，就不太有可能在政府中犯上作亂。（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孝和忠是一回事，在家麵對父母，是孝，到政府中麵對君主，則化為忠誠。
這種化，不是刻意而化，孝和忠不是兩層皮，而是一枚硬幣的兩麵，當在家孝順時，就有能力在國家中忠誠，有了這種良知，治國自然而然。治國治好後，自然就能平天下。因為一切能治國平天下的招數其實都在齊家中，而齊家、治國和平天下正是修身的最佳場地和最好的機會。
把修齊治平貫通，本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中國人把“傳心”當成是人修習的法寶，在五倫中把這法寶盡情釋放，從而讓忠、孝、愛、義、信等美德集於一身，仁義禮智信能發能收，如此，才是真正的修身，才是真正的聖人。
中國古人常講，修身在家庭和工作中，因為一以貫之的一，是良知，用良知齊家、治國、平天下，靈魂是一，隻不過其所表現不同罷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要求皇帝修身時，既要皇恩浩蕩天下百姓，又要管好後宮，其實就是這個道理。所以你會發現中國曆史上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皇帝隨心所欲要換老婆，有良知的大臣都群起而攻之。比如唐朝時李治（唐高宗）要換掉老婆王女士，扶武媚娘上位，所有大臣都反對。李治氣急敗壞地質問反對的大臣們：我換自己的老婆和你們有什麼關係？
大臣們一致回答：你老婆固然是你老婆，可她還是皇後，是後宮的第一長官，換長官，我們做大臣的就有責任幹預。
由此可見，國人始終家國不分，所以才不厭其煩地強調：家事就是國事，國事也是家事，你愛自己的家，更要愛自己的國，還要愛天下，因為萬物一體，家國一體。
中國的家族企業太多了，短時間內根本無法擺脫這種現實。所以，領導者必須要明白修齊治平本是一物，更要明白，四書之首的《大學》就是一本領導力修煉的入門書，如此，才能在中國本土遊刃有餘，成就商業價值和精神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