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近
前些天在上海參加活動，順便把在那兒上學的好朋友袁欣約出來，兩個老爺們兒見了麵就擁抱在一起，十點多鍾的周家嘴靜息人聲，單有疾馳而去的四輪鋼鐵匣子和碎在夜空裏的寥落的霓虹。我們打車朝外灘去，對於一個徹底的“鄉下人”和曾是鄉下人如今努力要做“上海人”的家夥，外灘是一處俗不可耐然而又因這種空靈的親近而必須要走走的地方。
袁欣告訴我，他一個人在這裏的時候，不去外灘；我告訴他，我也從不傻個臉獨自到王府井、西單一類的地方。袁欣告訴我，他不喜歡自己目前的整體狀況，但沒有魄力去摔碎它，和它決裂；我告訴他，我也不喜歡自己正在忙碌的很多事，但不去抱怨，甚至不去故意憤恨什麼。袁欣告訴我，他缺朋友，尤其出門在外，心裏沒著沒落的；我告訴他，莫說出門在外，守著家門我也免不了孤獨並恐懼著……袁欣指給我暑假他勤工儉學的地方，我說能不能在那些地方給我照張相，他說，你最好找別人，我不願意；我想掏出點什麼東西送給他，但手指在包裏攪了個遍，仍沒找到什麼有故事的玩意兒。後來我暗自慶幸，幸虧沒找到——“有故事”與“有意義”根本就是兩碼事，“故事”隻是“意義”燃盡後剩下的煙蒂。很快到了午夜，袁欣的學校早已閉門謝客，寢室是回不去了；第二天我還要去世博會庸俗一把，多少得保存些體力。袁欣聽到“世博會”，淡淡地告訴我他曾在試運營時去過，在美國館打工的同學還給過他兩個本應賣四十多塊錢的漢堡。袁欣囑我一定要去日本工業館，可巧我正做一個有關鐵礦的課題，是要去那裏看看的……我陪他找到家很偏僻的網吧，上樓看過才放心地離開他會賓館去。
第二天一早，我被同行的旅伴叫醒，整裝待發之際忽然哪裏也找不見錢包的蹤影，大概過了四十分鍾，我絕望了，立馬把銀行卡掛了失，並在心裏企盼著那不過是一個普通的笨賊。為了不影響遊世博會的心情，我逼迫自己迅速忘了錢包這回事。正準備隨他們一起出門，忽然記起袁欣可能還在網吧，便撥通了他的手機。袁欣說昨夜我把傘忘在了他那裏，他要給我送來，聽說我錢包丟了，他更是堅持要過來給我送一些現金。我起先是拒絕，後來漸漸覺得除了暫時借用他的錢似乎沒有別的辦法保證我在餘下的兩天裏行動自由，我忽然理解他昨夜提到的出門在外沒著沒落的感覺——隻有一條路在那裏，你愛走不走；隻有一些渺茫的理由陳列著，你愛信不信。我讓旅伴們先走一步，獨自坐在賓館大堂裏等袁欣，剛一展開別人丟下的舊報紙，袁欣就到了。他把傘交給我並拿出二百塊給我，我們正好可以一起去地鐵站，分別的時候目送他走進相反方向的地鐵，又漸漸在懸掛的手臂中不見了瘦削的身影，這才從心底遲疑地喊出聲“再見”——那聲道別想來不會比地鐵帶出的氣流更悠徐吧。
這件事之前，我很少思考朋友的含義，覺得沒有必要，而任何思考的結果正如心理學上解構人類情感一樣顯得生硬而蒼涼。當我們不遠不近地跟在彼此身後或任由彼此以各自喜歡的任何距離丈量我們之間的平衡位置，我的內心是輕鬆的；當我哪一天突然發現自己尾隨的並非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不過是有關朋友的一種溫暖豐潤的虔誠，至於我們之間互相丈量距離的行為又終不過是禮貌地封閉自己所必要的戒備，我的內心是悲涼的。人生的最大落差並非來自於由峰尖摔至低穀；相反，在不斷攀爬的過程中牽掛越來越少，在渴望衝頂的分分秒秒情感逐漸寡淡，以致初生的朝陽終於在眼裏混同冷卻的餘暉，世上萬物都無差別地服務於天地交錯、滄桑更迭。走到最後，登臨送目的隻有自己一個人。從“合一”到“獨一”——這是人生殘忍的除法，是無從修繕的缺憾和落差。朋友與其說是歡聚的喜悅，不如說是離散時的掛念；與其同甘共苦，以求意氣相投，不如各自平行，珍重汪洋大海中了然相忘的大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