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中，常有以“人心”“道心”“人欲”“天理”，對言者；性善性惡，亦為中國數千年來學者所聚訟之一大公案。依上所說之意，凡欲皆好，則人性亦自本來是善，或亦可說，欲本是天然的事物，隻是如此如此，正如山及水之如此如此，本無所謂善惡，或亦隻可謂為可能的善或惡。但人因欲之衝突而求和；所求之和，又不能盡包諸欲；於是被包之欲，即幸而被名為善，而被遺落之欲，即不幸而被名為惡矣。所被名謂善者，又被認為天理；所被名為惡者，又被認為人欲。人欲與天理，又被認為先天根本上立於反對的地位。吾人以為除非能到諸欲皆相和合之際，終有遺在和外之欲。則欲終有善惡之分。欲之善者，名為“道心”可，名為“天理”亦可。欲之惡者，名為“人心”可，名為“人欲”亦可。要之其分界乃相對的，非絕對的；理由詳下。
所謂道德及政治上、社會上之種種製度，皆是求和之方法，皆所以代表上文所謂“人道”也。現在所有之諸特殊的方法，雖未必對，即雖未必真是所謂人道之當然，然求和之方法終不可少，人道終不能廢。荀子雲：“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荀子·禮論篇》）人不能生存於亂中，所以必有道德製度以整齊劃一之。故無論何種社會，其中必有道德製度，所謂“盜亦有道”，蓋若無道，其社會即根本不能成立矣。曆史上所有之道德的，政治的，社會的革命，皆不過以新道德製度代舊道德製度，非能一切革去，使人皆隨意而行也。其所以者，蓋因人與人之間，常有衝突；人間之和，既非天然所已有，故必有待於人為也。
哲學史中，誠亦有反對一切道德製度，而欲一切革去者。和為天然所已有，故無須人為以求之，此其所根據之假定也。如莊子所說，老聃駁孔子雲：“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亦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噫！夫子亂人之性也！”（《莊子·天道》）此即謂天然界本來是一大和；“萬物”本來即“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在其天然狀況中，諸物本來不相衝突，故無須一切道德製度也。如使世界果本來如此所說，則誠亦無須道德製度。但世界果本來如此所說乎？“天地固有常”；“日月固有明”；然而禽獸之相害，人類之相殘，亦皆事實也。惟其有此事實，所以儒家不能不“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道家亦不能不“偈偈乎”反“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也。
近數年中，有所謂禮教吃人之說。依吾人之見，凡道德製度，除下所說能包括一切欲者外，蓋未有不吃人者。蓋一種道德製度所得之和，既不能包括一切欲，則必有被遺落而被視為惡而被壓抑者。此被壓抑者，或為一人諸欲中之一欲，或為一人之欲，或為一部分人之欲。要之道德製度，既有所壓，即有所吃，即可謂為惡。瑞安陳介石先生曰：“殺千萬人以利一人，固不可也。殺一人以利千萬人，亦奚可哉？”孟子雲：“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孟子·公孫醜》上）嚴格地說，即殺一辜而得天下，亦豈可為？不過吾人在此世界中，理想的辦法，既一時不能得，故不能不於“害之中取小”而定為道德製度；如此則人雖有為道德製度所吃者，而尚可免人之相吃。此亦人生不幸之一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