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教育與政治的分別，我們須先分別人的應該是什麼，及人的是什麼。就人的應該是什麼說，人應該不自私，但就人的是什麼說，人都是自私的。就人的應該是什麼說，人應該犧牲他自己的利益，以求公眾的利益；但就人的是什麼說，每個人都是為他自己的利益。
人於其是什麼之外還能知有個應該是什麼，這是人之所以為“萬物之靈”，高於別的動物之處。別的動物是什麼就是什麼，對於別的動物，沒有一個應該是什麼。即令有之，它也不能知之。
不過人雖都能知有一個應該是什麼，但不是都知，更不是都能照著“應該是什麼”去做。大多數的人也都隻是“是什麼就是什麼”，我說這話並沒有玩世罵人的意思，我隻是報告一件極為明顯的事實。
真正的教育的目的，是在於使人知人的應該是什麼，並且使人照著“應該是什麼”去做，但沒有並不能對於任何人都有相同的功效，雖真正的教育也是如此，況且並不是任何人，都受過真正的教育。所以在社會中，大多數人總隻是“是什麼就是什麼”。政治是關於大多數人的事，所以政治上的措施，都需以人的是什麼為出發點。“滿街都是聖人”，一個教育家可以如此希望，但是一個政治家決不可以此為其政治的措施的前提。一個教育家可以對於人的為善的能力，有高的希望。但一個政治家不可對於人的為善的能力有高的估計。
說不可對於人的為善的能力有過高的估計，並不是說大多數人都是惡人，都特別作惡，隻是說大多數人不能特別為善而已。偷搶別人的錢，是特別作惡，但在路旁拾人家遺落的錢，並不是特別作惡，隻是不特別為善而已。教育的目的，在於使人都能特別為善，但大多數人，實隻能做到不特別為惡。這雖不合乎教育家的希望，但卻是政治家所必須承認的事實。
例如現在物價的高漲，固然有其經濟的原因，但有些商人囤積居奇，操縱物價，至少也助長或加速物價高漲。這些商人，人們稱之為奸商，但照他們自己想，他們並未特別為惡，隻是沒有特別為善而已。你若告訴一個商人，你這種做法，可以使國家陷於經濟的崩潰，使抗戰功敗垂成，他可以說，別人都這樣做，專靠我一個人不這樣做，也不行呀。你可以告訴他，你“應該不管別人，先從你自己做起”，假使一說到此，就要希望他特別為善了。在教育上我們可以抱這種希望，但在政治上，我們不可以這種希望替代實際。
有許多事，隻能用政治上的措施才能辦通，才能有效。例如對於奸商囤積居奇，操縱物價，專靠告訴他們的行為危害大局，專靠請求他們講道德講良心，不能使他們改變他們的行為。這並不是說，他們特別是不道德的人，這隻是說，他們不是聖賢而已。商人的目的，本來是唯利是圖，他運用他的資本，若能賺到一百萬的利，他決不以隻賺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元為滿足。就人的“是什麼”方麵說，這是人情之常。以大義責備奸商的人，如果他自己運用他自己的資本，若果他不是聖賢，他大概也不免如此。孟子說：“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這並不是因為函人的道德比矢人高。這是因為他所做事，是那一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