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稱為文藝的東西，總得有些情趣。王安石詩學杜甫，學成冷冰冰的一張臉，那詩便很少人提及了。李白為詩仙，杜甫稱詩聖，全在意趣橫生之中。十多年前的一些稱之為文藝的東西，舍趣拋情，結果冷了自己，也冷落了觀眾。李笠翁在《閑情偶記》裏，曾提到王陽明這位道學夫子．說他一次坐而論道，講他的那些“良知”，有人生疑發問：“‘良知’這東西，是白，還是黑的？”王陽明一點不窘，也無怒意，朗然而答：“也不白，也不黑，隻是帶一點赤的。”這幾句輕鬆話，李笠翁大加讚許，說王陽明也懂得“情趣”，並非全然板著麵孔訓人。這讚許，是頗有深意的，離開情趣，哲學家也做不了。
文藝家是如此，能享受文藝的人自然也有這種要求。孔子曾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好、樂三種心理活動融為一體，就可以享受文藝，而享受所憑的就是情趣。許多人在文藝情趣上的欠缺，大半由於在知上欠缺所致。
或是一無所知，於是情趣全無，貝多芬的交響曲也罷，列夫·托爾斯泰的《安娜·卡特琳娜》也罷，對他們都不起任何作用。這些人可說是殘廢人，精神上的殘廢人，生活的趣味相當有限．或是知之有誤，不辨《水滸》與·《東周列國》的優劣，隻以需要刺激或麻醉自己，一部淫穢作品便可以使他療饑過癮，還以為這就是享受文藝。這些人精神上已中毒，整個的精神都可能受到腐化．或是一知半解，被囿於某一派別的傳統習尚或自己單一的經驗中不能自拔。趣味就難免窄狹，是精神上的短視，所 “坐井觀夭，誣天藐小。”
我們文藝教育的目標，就在於提高知的程度。拓寬知的範圍．開掘知的深度，於發展我們知識上的鑒別能力。一個理想的知者，不一定要學富五車，關鍵在於明了鑒別善與惡．可愛與可憎，俗與雅，真與假，美與醜等方麵的能力。當代作家中有位頗有名氣的人物，他著作很多，而且每寫成一篇，總是首先念給他妻子聽，當他的妻子認可了，便一定是好作品，他相信這一點，每每這時才拿出去發表。這作家便是趙樹理，而他的妻子卻是位目不識丁的家庭婦女。還有詩聖杜甫把自己剛完成的作品念給老摳聽，並以她們的評判為修改的主要依據的故事。這類事實際上很多，早些年我就親眼看見我那三歲的兒子聽到歡快的音樂搖頭晃腦的樣子，當你換成《二泉映月》，他的臉色頓時顯得嚴肅起來。
並沒有讀過什麼書或根本就沒有讀過書的人有鑒賞文藝的能力，與此相反，生活中偏有一些胸中滿腹曆史上的事實人物，但鑒別文藝的能力則近乎零的人物。我曾在幾個人群圈子裏生活過一段時間，我在每個人群圈子裏都遇上這樣的人，你與這些人談話，無論談什麼，他總有一些有關材料說出來，你與他爭論，他便可以翻出一本厚厚的著作，並從中找出某句話來為自己辯解，可他就是沒有一句話是自己的意思，那些別人的話，哪怕是很有見解的，經他們的嘴說出來，也顯得蒼白無力，顛三倒四，非常可笑。這些人的學問應該說是廣博的，關鍵是沒有鑒別能力。他們活在世上的價值，至多是一本某些方麵知識的百科全書，隻是比任何一本百科全書都耗資更大，而且攜帶也不方便罷了。
博學是將學問或事實填塞進去的結果，而鑒別力則是個美學的分辨問題．學行與識見是兩回事，前者具有某方麵係統知識，後者具有美學的分辨能力。有學問的人或許或可以寫成某方麵的長篇巨著，但所說的話常常是毫無主見和識別的，象這樣的長篇巨著，如今的世麵上確實不少。這種書無論是論人還是言事，或是人雲亦雲，或是依人立戶，難有半點卓識。我們如今考學中一個最大的弊病也在這裏，隻求記憶，不講鑒別力。特別是早幾年，還有省裏統一編的複習提綱，全部要考的內容就那麼薄薄的幾本書，搖頭晃腦地背他三五個月，我這個小學生竟然混進大學。對那書上的一些內容，當時記住了不少，但要分辨那些內容的輕重是非卻實在是無能為力，因為見解力可以說是等於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