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燕
訪談人
王佐紅：寧夏大學人文學院中文係03級學生，《黃河文學》簽約作家。
田燕：寧夏大學人文學院現當代文學06級研究生。
田燕：當今社會和大學校園裏，真正能靜下心來讀書並堅持寫作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所以想專門請你談談你的讀書和寫作。我讀過你發表的許多東西，能讓我想起現代文學的鄉土特色。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鄉土文學在擁有了魯迅、沈從文等大師的建樹外，還出現了二十年代受魯迅影響的江浙作家群，三十年代同時受魯迅、沈從文影響的沙汀、艾蕪等西南作家。他們走出清貧的鄉村，又以難以割舍的情懷回望鄉土，守望文學。你作為80後小有成績的校園作家，同樣也從未間斷對鄉土的傾情書寫，所以今天我和你的談話就想從鄉土文學開始。
王佐紅：好的，在我的理解中，中國其實就是一個鄉土的中國，中國人到當下骨子裏仍然是沒有多少現代性的，鄉土性的因素仍然是中國人文化性格中最重要的部分。中國新文學史其實就是一部鄉土文學史，最優秀的作家作品都是鄉土的，像魯迅的《故鄉》、沈從文的《邊城》、當代有影響的賈平凹的《秦腔》、以及最近評論界論及的“新鄉土敘事”的作品，都是深深地指涉鄉土的。我作為一名出生於農村的寫作者，在創作資源和精神涵養上都無法淡漠鄉土對我的影響，它甚至是一種底色般的決定，我的記憶無法不關於鄉土，我有時候甚至想，要一生為一個村莊寫作。
田燕：是的，我知道人永遠有一些終生不能舍棄的東西，我們也始終期待自己在千變萬化的生活當中能夠葆有穿透一些屬於人類永恒不變的東西的能力，那麼，作家曾經生活過的鄉土，你說的關於鄉土的記憶，是鄉土本身呢，還是關於鄉土的的理想？
王佐紅：你對此是有很深的思考的。像我這樣的寫作者，雖然被塗抹上鄉土的底色，但我對鄉土的領悟已遠不及六七十年代的鄉土作家了，他們那種紮實、厚重、深入的鄉土書寫，在我已是可望而不可及了，我對鄉土的記憶事實上隻局限於兒時的記憶，從上學開始就一直在城市裏遊走了，我對鄉土村莊抒寫很大程度上是表達一種失不複得的懷戀意義上親切的憂的傷。受感受的限製，是很難真正解構鄉土的。
田燕：事實上，文學中的地域空間應該超越地理學意義，像魯迅筆下的紹興，沈從文筆下的湘西，西海固作家筆下的西海固，他們都不同程度通過創作使文學地理成功轉化為曆史空間。當然這不由使人想起同是從西海固走出的青年作家，你應該和以寧夏“三棵樹”以及郭文斌、火會亮為代表的本土作家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承接關係。
王佐紅：我認為文學其實不具有地域性，不管哪個地域的文學，都是要關乎生命、情感和理想等的。但文學有地域色彩或說風格，作家的創作也無法擺脫生活地域的決定性的影響，作為在寧夏成長的一名青年作者，我當然無法避免寧夏地理文化和本土文學的影響，你上麵提及的作家的優秀作品我都讀過，受他們一部分影響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和他們已在情感態度、文化境遇、文學追求上有不同，與他們相比，我的文學更“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