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它們在雕鑄我的印象時，順便雕鑄了我。否則我的真實又是什麼呢，又能是什麼呢？這些印象的累積和編織，那便是我了。
所有的小說，也許都可以說是記憶的產物，因為沒有記憶便不可能有小說。但這樣類推的話，我們也可以說沒有樂器便沒有音樂，沒有刀斧便沒有雕塑，沒有顏料便沒有圖畫，沒有地球便沒有人類。
如此邏輯不失為真理，但如此真理也不失為廢話。有意義的問題是：記憶，在創作者那兒，發生了什麼？相關的問題是：為什麼會發生？相似的問題是：我們為什麼要寫作？
記憶，在創作者那兒已經麵目全非，已經走進另一種存在。我又要引一段我曾寫過的話：
我生於1951年。但在我，1951年卻在1955年之後發生。1955年的某一天，我記得那天日曆上的字是綠色的，時間，對我來說就始於這個周末。
在此之前1951年是一片空白，1955年那個周末之後它才傳來，漸漸有了意義，才存在。
但1955年那個周末之後，卻不是1955年的一個星期天，而是1951年冬天的某個淩晨--傳說我在那個淩晨出生，我想象那個淩晨，於是1951年的那個淩晨抹殺了1955年的一個星期天。
那個淩晨，我來到人間，奶奶說那天下著大雪。但在我，那天卻下著1956年的雪，我不得不用1956年的雪去理解1951年的雪，從而1951年的冬天有了形象，不再是空白。
然後是1958年，這年我上了學，這一年我開始理解了一點兒太陽、月亮和星星的關係。
而此前的1957年呢，則是1964年時才給了我突出的印象，那時我才知道一場反右運動大致的情況，因而1957年下著1964年的雨。
再之後有了公元前，我知道了並設想著遠古的某些曆史，而公元前中又混含著對2001年的幻想，我站在今天設想遠古又幻想未來，遠古和未來在今天隨意交叉，因而遠古和未來都刮著現在的風。
我理解，博爾赫斯的《交叉小徑的花園》是指一個人的感覺、思緒和印象，在一個人的感覺、思緒和印象裏，時間成為錯綜交叉的小徑。他強調的其實不是時間，而是作為主觀的人的心靈，這才是那迷宮的全部。
這已經不能說是記憶了，這顯然也不是大腦獵奇的企圖所致。這樣的重組或者混淆，以及重組和混淆的更多可能性，乃是大腦去巡察心靈的路徑，去搜捕和緝拿心靈的作為。昆德拉說（大意）：“沒有發現，就不能算得好小說。”
我想，寫作肯定不是為了重現記憶中的往事，而是為了發現生命根本的處境，發現生命的種種狀態，發現曆史所不曾顯現的奇異或者神秘的關聯，從而，去看一個亙古不變的題目：我們心靈的前途，和我們生命的價值，終歸是什麼？
這樣的發現，是對人獨特存在的發現，同時是對神的獨特存在的發現。
這樣的發現肯定是永無終結的。
因為，比如說我們的大腦永遠巡察不盡我們的心靈，比如說我們的智力永遠不能窮盡存在的神秘，比如說存在是一個無窮的運動我們永遠都不能走到終點，比如說我們永遠都在朝聖的途中但永遠都不能走到神的位置。
也就是說，我們對終極的發問，並不能贏得終極的解答和解決。就像存在是一個永恒的過程一樣，生命的意義是一個永恒的問題。比如藝術，誰能給它一個終極的解答麼？
比如愛，誰能給它一個終極的解決，從而給我們一個真正自由和博愛的世界？自由和愛永遠是一個問題。自由和愛，以問題的方式而不是以答案形態，疊入我們的心靈。
要點在於：這樣的問題，有，還是沒有？有和沒有，即是神的存在和不存在，即是心靈的醒悟或者迷途。這差不多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寫作的理由了。
記憶給了我們這樣的方便。
1994年4月12日
（本文最初發表於1994年《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