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一個人將小草叫做‘大力士’，但是它的力量之大，的確是世界無比。它是一種‘長期抗戰’的力，有彈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韌性，不達目的不止的力。”
夏衍：《野草》
與在政治運動中坎坷起伏的父輩相比，劉氏兄妹有幸在青壯年時期遇到了一個好的時代。自從1978年中國步入改革開放後，他們的命運也如其名字（“永言、永行、永美、永好、永化”）所寓意的那樣，“言必行，行必美，美必好，好必發生質的變化”。一切，從1982年春節那次偶然觸發的創業行動開始……“到了2000年，我們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呢？”
1978年，正在成都師範專科學校讀書的劉永行，在宿舍的一次“夜談會”中和同學們談到了未來。
有一位同學憧憬道：“那時我們的工資可能會漲到200元吧？”此時，一向沉默寡言的劉永行卻突發驚人之語：“我覺得應該會到2000元。”
所有同學都哈哈大笑起來要知道，當時一個剛進工廠的學徒工資才18塊錢，即使像他們這樣的大學生畢業後，工資也隻有40塊錢。工資能翻5倍已經是一個不錯的結果了，而劉永行竟然幻想著要翻50倍！
但有時，夢想有多離奇，未來就有多廣闊！
據有關統計數據顯示，2000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為6208元，是當時劉永行同學們憧憬中2400元年收入的2.6倍；而幻想2000年年收入達到24000元的劉永行呢？
據《2000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排行》顯示，這一年劉家兄弟擁有的個人財富為83億元人民幣……這一切離奇的變幻，都源自於那一個適合憧憬和美夢的年份1978年！就在這一年的元旦，中國的兩報一刊向全世界播發了一篇具有預言性的社論：《光明的中國》。
當年中國頭等重要的大事，莫過於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全會提出了改革、開放、搞活的重大戰略方針。
這次會議從根本上衝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做出了把工作重點從階級鬥爭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這標誌著中國從階級鬥爭的歧路又回歸到經濟建設的康莊大道上。
前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如此評論：從發揮曆史轉折點的作用來看，十一屆三中全會和遵義會議的意義是相同的。而在當年日本《讀賣新聞》的一篇文章中，稱中國正在進行“第二次長征”。
而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的11月10日，先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鄧小平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
正是在這個講話中，鄧小平提出了一個主張：先讓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美國學者庫恩後來評論說：“那是我讀過的中國領導人最有實質內容的講話，其中第五點是政府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很激進。”
“貧窮決不是社會主義。”作為第二代中國領導人核心的鄧小平，在多個場合表明了類似的觀點。鄧小平的講話，打破了長期以來平均主義泛濫所造成的效率低下和普通貧窮的狀態，激發了國民創造財富的欲望，給國民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同時也為日後私營企業的發展創造了極為重要的政策環境。
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不到一個月的1979年1月17日，鄧小平約見了榮毅仁等五位老一輩的工商界代表，進行了一次後來被稱為“五老火鍋宴”的談話。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提出要落實對原工商業者的政策，鼓勵他們“錢要用起來，人要用起來”。
這年年底，在鄧小平的親自過問下，對原工商業界者落實了政策，並發還了文革期間凍結的私營企業主的定息。據統計，全國共發還定息24億元，這對當時舉步維艱的國家財政來說，無疑是一個天文數字，但這也足以反應中央對恢複經濟發展的決心之大。
10年文革讓中國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而在當時，城鄉沉澱了大量過剩勞動力，又給緊繃的經濟壓上了一塊巨石。水滿為患！為形勢所迫，中央出台了一係列的政策，宣布解禁農村工商業、發展城市個體經濟。
春風又讓百草生！就在1979年的年底，全國批準開業的個體工商戶迅速達到10萬戶左右。在浙江南部的溫州、廣東潮汕地區及珠江三角洲一帶，民間的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紡織、小冶煉、小加工，像野草一般滿世界瘋長。
1980年，中國正在熱播一部外國連續劇：《加裏森敢死隊》。而在中國大陸，也正崛起一支現實版的“敢死隊”在江蘇華西村，吳仁寶帶領農民辦起了小五金廠；在天津大邱莊，禹作敏搞起了冷軋帶鋼廠；在浙江蕭山，魯冠球創辦了萬向節廠；在安徽蕪湖，年廣久賣起了“傻子瓜子”；在廣東順德，梁慶德開始走街穿巷收購雞毛；在浙江溫州，15歲的王振滔便做起了賣米的小生意；在四川成都，劉永行挑著幾筐小雞在大街小巷上叫賣……“沒有一個人將小草叫做‘大力士’，但是它的力量之大，的確是世界無比。這種力，是一般人看不見的生命力，隻要生命存在，這種力就要顯現。上麵的石塊，絲毫不足以阻擋，因為它是一種‘長期抗戰’的力，有彈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韌性，不達目的不止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