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自己的體溫給蔬菜種子催芽，上市的時間總比別人早一些；他利用當地豐富的竹子資源發展副業，設計製作了不少竹書架出售；他幾乎天天挑燈夜戰，學習種田養殖的科學技術……即使在四川農學院讀書期間，陳育新也一直密切地關注著中國農村的變化。當時，報紙上對長途販運等行為斥之為“投機倒把”，1983年牟其中便是因為在重慶做了一萬個仿製的“555”牌座鍾倒賣到上海去，被四川省萬縣以“投機倒把罪”收押。
陳育新和同學們慨然聯名致信《四川日報》，反對以“投機倒把”的罪名打擊販運者，提出長途販運可以搞活流通、促進生產。這在當時無疑是振聾發聵之聲。
畢業後，他分配到了新津縣農業局當了一名技術員，但這位滿腦子豬仔雞娃、化肥農藥的農技員，對日複一日的貧困現狀到了無法容忍的地步。
1982年12月4日，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這部新修改的《憲法》“總綱”第十一條中說：“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通過行政管理，指導、幫助和監督個體經濟。”
個體經濟第一次寫入了國家憲法，使得非公有製經濟的發展獲得了穩定的法律支持，也無異於給蠢蠢欲動的陳育新一劑強心針。他馬上做出決定：停薪留職，回到古家村開始創業！
於是，在1983年2月除夕夜的前幾天，四川省新津縣順江鄉古家村一間泥磚牆、茅草頂的小屋裏，召開了一次將決定整個家族命運的方桌會議，會議的主角是劉家的四個同胞兄弟。
越無產，越革命！四兄弟中家庭條件最差的老三陳育新，企圖改變命運的心情最為迫切，他決定孤注一擲：“我愛人是農民，我也當過12年農民，就讓我先辭職回家試驗，砸了鍋也還能靠兩畝承包田過日子。”
其他幾個兄弟也熱情擁護老三的做法。老四劉永好緊握著拳頭說：
“我情願冒風險背‘農皮’，也不願安安穩穩地當一輩子窮教師。人生不過幾十年，年輕不闖幾時闖？農村正在進行改變，我們這些從農村出來的人應該投身到這場改革中去，趁著我們還有一股子拚勁，有不算笨的腦子，大幹一場吧！可不能錯過了這個千年不遇的大好機會啊！”
扔掉“鐵飯碗”回村當農民
激情之後，更多的是理智的分析。
為什麼四兄弟要選擇古家村這樣偏僻貧困的農村去創業搞養殖業呢？
首先，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農村率先成為改革開放的試水區，經過幾年的時間，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糧食大量增產，人們對生活的要求開始升級，已經不再單純滿足於吃滿肚子了，而是對肉食、禽蛋等農產品有了更豐富的需求。1980年1月18日，國家商業部專門下發通知，要求各大城市敞開供應豬肉。而類似的文件國家不厭其煩地下發了10多年；其次，當時雖然在各個城鎮都開始有了個體戶，但多少還是會受歧視，但在當年的農村裏，因為家庭聯產責任承包製的深入推廣，農民們幾乎每個人都成了個體戶，所以不存在著歧視的問題；再者，國家在1982年提出了“科技興農”的號召，而四川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大省，劉氏兄弟作為從農村出身的知識分子，自然有一般人難以比擬的優勢；另外，四兄弟的母親曾在農村當過很長時間的小學老師，作為新津縣第一任農業局局長的父親在當地也頗有知名度，而兄弟幾個不是在古家村出生、就是在古家村成家、甚至在古家村插過隊，劉家和古家村的村民充滿了難以割舍的感情。
創業做什麼呢？
陳育新想起來，曾在什麼地方看到有一種叫紅育的良種雞可以推廣。他認為，推廣這種雞，可以改變農民的養雞模式，讓農民多賺錢，自己也可以得到收益。陳育新建議，建一個良種雞場，把外地的雞種引進來，孵化成小雞賣給農民，然後再回購本地農民的種蛋，再孵化成小雞出售。以此為契機，可以把貧困的新津縣變成一個良種雞的養殖縣。
劉家的家庭會議開了三天三夜，越開越明朗、越開越興奮。最後大家通過了一項特別決議：“脫公服”當專業戶，共同譜寫一曲屬於他們自己的“希望之歌”！陳育新先行動起來，其他幾個兄弟再伺機跟進。此時，陳育新大學畢業後工作還不到半年的時間。
這個決議在小小的新津縣城掀起了一陣波瀾劉大鏞的四個兒子中，有三個大學生、一個中專生，畢業之後又分別進入成都906廠計算機所、新津縣教育局、新津縣農業局和四川省機械工業管理幹部學校，好不容易從農村爬出去並且每人都捧上了一隻令人豔羨的“鐵飯碗”，卻想不到他們竟然要拋棄這一切又回到“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