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去忍受那狂暴的命運無情的摧殘，還是挺身去反抗那無邊的煩惱並把它掃一個幹淨？這兩種行為，哪一種更高貴？”
莎士比亞：《哈姆雷特》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就像一把大錘，將一塊大石頭砸碎，而希望集團就如同碎石下麵的一粒種子，迎著滲入石縫的雨水成長。劉永行兄弟的創業曆程，幾乎成為了改革開放後實施的相關重大政策的最好和最鮮活的注腳。而劉永行兄弟從一開始就堅持“隻走前門，絕不行賄”的選擇，讓他們從創業一開始就避開了原罪的陷阱。
“太氣人了！我們必須得搞一個屬於中國的品牌！”
1986年的某天，劉永行兄弟偶爾看到了一個讓他們十分氣憤的廣告片：
一片荒涼的土地上，是低矮的茅屋和遍地的爛泥汙水，肮髒的小孩趕著瘦巴巴的豬崽到處亂跑。
接著鏡頭一轉，是一家有著高大的廠房和流水作業線的飼料工廠，身著潔淨工作服的職工帶著微笑正在忙碌著。畫麵再次切換，汙泥荒地不見了，變成了一片嶄新的天地豬兒肥羊兒壯、雞鴨滿圈……這是來自泰國的華人企業正大集團在20世紀80年代麵向中國市場推出的一部廣告片。這個廣告片的潛台詞很明顯，那就是多虧了他們外國人的飼料，才拯救了中國貧窮落後的農民。
這讓劉永行兄弟深受刺激。
冷靜下來，劉永行兄弟既看到了外國飼料侵入中國市場的一麵，同時又意識到中國廣大的農村飼料市場潛伏著無限的商機。
要知道，“豕”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傳統的六畜之一，哪家飯桌上離得開它呢？從文革中走出來的人們，在解決吃飽肚子的問題後，開始追求糧食以外的肉食品來改善自己的生活。
但當時居民的物質供應還相對貧乏，豬肉等食品還是供不應求，所以從1980年開始，國家相關部門連續十多年都要下發通知，要求各大城市敞開供應生豬、雞蛋之類食品，盡量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四川省是中國傳統的養豬大省，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做豬飼料了？劉永行兄弟知道，中國的老百姓對鵪鶉蛋的需求遠不如對豬肉的鍾愛，毫無疑問，豬飼料比鵪鶉飼料會有大得多的市場。
其實早在1984年，鄧小平就說過：飼料工業是一個很大的產業，應當在全國發展幾百個飼料廠。隨後，農業部在1984年製定了一個相關政策。飼料業應該是中國開放最早的一個行業，整個行業有中國最早的外資公司，它的營業執照是外經貿部001號，說明這個行業開放度大，外資企業進來最早。這是一個充分競爭的行業。
正如英國作家喬納森·斯威夫特所說的一樣：“遠見，就是見人所未見的藝術。”劉永好四兄弟當機立斷，決定進行第三次的重大轉型，那就是從鵪鶉種蛋和鵪鶉飼料轉向豬飼料。
經過5年的艱辛創業，當時的劉永行兄弟已經擁有千萬資產，他們決定孤注一擲先投資200萬元創辦了希望科學研究所，並拿出了400萬元進行了長達2年的技術研發，後又投資300萬元建起了希望飼料廠。
這個舉措，不僅僅意味著劉氏兄弟產業方向的正式轉移，而且也標誌著他們正式由個體戶轉變為了私營企業家。
縱觀劉永行兄弟的創業過程，幾乎和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所有重大政策的實施時間都不謀而合。
就在他們蠢蠢欲動、準備大展拳腳的時候，1987年1月22日，中央通過《把農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決定，指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個體經濟和少量的私營經濟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份提出允許私營經濟存在的文件，是一次重要的突破。文件雖然講的是農村，但其精神同樣適合城市。
而這一年召開的黨的十三大，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並製定了鼓勵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的方針，它是公有製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
1988年4月12日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在第十一條增加規定：國家的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益，對私營經濟進行引導、監督和管理。
1988年6月15日，國務院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這是自1950年後國家頒布的第二個私營企業條件。它從法律上肯定了私營經濟在我國存在與發展的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