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永行兄弟覺得很委屈他們辦企業為當地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而且這個計劃是得到縣委批準的，即使縣委書記也沒得到過他們一根煙的好處，為什麼這個縣土地局的局長就敢明目張膽地阻撓了？
盡管有不少人勸說劉永行兄弟，放下姿態低一下頭，向有關人員表示一下意思，事情就馬上解決了。但他們四兄弟就是咽不下這口氣，選擇了堅韌的反抗。這自然讓他們付出了巨大代價征地一直拖了一年多都沒有解決，這大大耽誤了企業原定的發展計劃進程。
1988年的某天，為解決這個問題，新津縣所有常委都到希望科研所開現場辦公會議，但那個土地局局長就是不肯來。劉永行氣得產在忍不住了，不禁在電話裏對他破口大罵。自從，劉永行兄弟也斷了征地的念頭。
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之下，劉永行兄弟隻好自斷財路，把10萬隻價值數百萬、每年能帶來幾十萬純利的種鵪鶉全部殺了，用這種騰籠換鳥的方法，把養殖場改建成了豬飼料生產車間。而企業發展所極需的土地問題，直到20世紀90年代，他們才在縣政府的支持下通過邊建設邊報批的方式解決了。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去忍受那狂暴的命運無情的摧殘，還是挺身去反抗那無邊的煩惱並把它掃一個幹淨？這兩種行為，哪一種更高貴？”
這是莎士比亞戲劇中著名的“哈姆雷特難題”，而當時幾乎所有的中國私營企業都麵臨這樣的兩難選擇。對於很多私營企業家，權力尋租幾乎是他們當時“自然而然”的選擇，但他們一當踏入官商勾結的泥潭，便會越陷越深最後難以自拔。
劉永行兄弟的選擇是：隻走前門、不走後門，絕不行賄。作為一名商人，劉永行兄弟的作法無疑是最不經濟劃算的他寧願殺掉價值上百萬的鵪鶉，也不願意拿出這些鵪鶉價值的哪怕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去行賄。
劉永行兄弟的堅持與“犯傻”，讓他們從創業一開始就避開了原罪的陷阱。當然，堅持原則的劉永行兄弟無疑是幸運者，因為更多的企業家因為自己的堅持原則而湮滅在了那些官場的深淵中。
計劃經濟體製的束縛
第三“難”是原料供應的難題。
做飼料的原料中，有些是屬於統購統銷的範疇，比如棉餅。當時四川的棉餅都是由外貿部門統一收購銷往國外去的，一般的人根本買不到。劉永行兄弟派人四處打聽，最後得知在德陽有一家糧食機械廠在收購棉花做加工業務。
希望飼料公司一位叫曾大姐的員工跑到這家糧機廠，找到他們經理提出要買棉餅。誰知道，經理一句話就把她給堵回來了：“我們的棉餅全部都由德陽縣外貿收購，你如果想要，就到外貿局批額度吧。”曾大姐又跑到外貿局，對方同樣是不理不睬。
曾大姐不死心，又跑到糧機廠。在經過廠區時，她發現設備都停在那兒沒有生產，而當時正是棉花收購的旺季。她又跑到倉庫，看到裏麵堆積了大約有5、6噸棉餅。原來這是外貿的訂貨，要下個月才發，但對方的款子沒到，棉機廠沒錢去收購棉花，隻得停廠待料。
曾大姐靈機一動，說我現在就付現金，把你們倉庫裏的棉餅先拉走，你們拿這錢再去收購棉花，馬上生產一批棉餅再給外貿。
從商業角度來考慮，把閑置的設備利用起來，讓資金多周轉一次，也多賺一回錢，這無疑是天大的好事。但那位在計劃經濟的“溫水”中浸泡得太久的國有企業經理人，覺得多幹少幹都是拿那些工資，他根本不願意多找事惹麻煩。最後，在曾大姐軟泡硬磨下，才好不容易買到了那批棉餅。
1988年第二次來華訪問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爾頓·弗裏德曼，曾經這樣問中國的導遊：如何區分個體商店和國營商店？導遊的回答很簡單：“在個體商店，他們是真的想把東西賣給你；在國營商店，他們無所謂，售貨員就站在那裏聊天也不想搭理你。”
希望公司在采購原料時，碰到的就是這種國營體製下的職員，他們的怠慢和無知讓人怒火中燒卻又無可奈何。
在僵硬的計劃經濟體製下，劉永行兄弟的飼料生意，受盡了類似的磨難。統購統銷便是計劃經濟時代最典型的弊病。這種政策給整個商業環節和國民經濟帶來了非常負麵的影響，在經營部門和生產部門造成了一大批“五保戶”，也養成了“官僚衙門似”的經商習慣，嚴重扼殺了企業和職工的創新精神和主動意識。
生產部門隻按上級的產值指標生產，而完全不顧市場的需求，於是，我們常常看到一種奇怪的現象：明明是市場極需的商品，但因為沒有指令，工廠寧肯設備閑置也不願意生產；而明明在倉庫裏堆積如山的滯銷品，工廠卻在按指標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