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選擇的“增量”改革的路徑決定了民營企業一開始就是改革的推動和試錯者，又是現行製度的違法者，一直遊離在合法與非法的灰色地帶，而國家權力對資源的控製又迫使他們隻能通過尋租的模式換取發展的空間。
要麼不發展，要麼突破法律的底線去發展，以違法換生存的原罪由此而生。民營企業不斷突破現有的法治，並以原罪的代價創造著這個國家未來的法律要素，這成為第一代民營企業家共同的寫照。
這種天生的缺陷，讓原罪成為中國私營企業家身後的一條“尾巴”，並且尾大不掉、變成一種隨時可能爆發的隱患，稍有不慎就可能“暗瘡”迸發、甚至誤了卿卿性命。
對於中國民營企業家來說，原罪是一個難以邁過去的坎，而政商勾結又是原罪中的最主要表現。當然，在社會的整個大背景不可改變的情況下，具體的個人在做出選擇時還是有一定能動性的。在中國私營企業家群體整體性感染原罪病毒的背景之下，劉永行兄弟卻是例外他們從創業伊始便有意識地回避了原罪的陷阱，從而踏上了一條和諧發展、共同致富的康莊大道。
在對待政商關係上，劉永行兄弟一直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除了劉永好擅長於交際以外，兄弟其他三人都不太喜歡拋頭露麵，都是盡可能地回避應酬。劉永行曾經如此大倒苦水，“除非是非去不可的，比如說哪個地方的市長來啊，縣委書記來啊，我一定要陪餐，但都隻陪一餐；我最不擅長搞政商關係，這是我的弱點。”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因為企業發展，劉永行兄弟希望在當地征一部分土地。正是因為土地是一種稀缺資源，這讓主管部門有了巨大的支配權和尋租空間。麵對當地縣土地局長的明顯的索賄行為，劉永行兄弟卻表現出了不通世故、冥頑不化。
四兄弟就是咽不下這口氣，堅持要走前門進。他們一次次到縣委要求，縣委一次次地表示同意，又一次次地被土地局打回來。最後，他們寧肯把市價幾百萬的鵪鶉殺掉騰出地方來，又不願意向那把關的“官老爺”低頭。
劉永行事後感歎道：“私營企業真不容易，從起步開始就注定了無所依靠的命運！新津不僅當時，就是現在土地資源也沒有緊到這樣一個程度，我相信到以後的任何一個時候也不會緊張到政府會拒絕像希望飼料這樣一個好項目的程度。我們以後到中國每個地方投資，地方政府無不熱誠歡迎。但是計劃經濟體製下，官員的個人想法就是這樣可以轉化為部門的行動，如果你是私營企業，那就根本不需要和你講道理。”
從此以後，劉永行兄弟形成了一個做企業的理念，那就是不行賄。
“其實在很多私營企業家心裏，一開始又何嚐希望行賄？畢竟最先拿出去的錢都是一分一厘辛辛苦苦賺來的。一開始大部分私營企業贖買的，也隻是它們在企業經營過程中所應該得到的正常權利。簡單一點說，隻是讓政府把私營企業看作一個企業罷了。”劉永行兄弟於此心有戚戚。
因為行賄所形成的慣性思維，讓很多企業家感到在中國不行賄不可能辦成事，但劉永行卻並不這麼認為。“任何一個官員，無論他是廉潔還是腐敗，需要政績是他們的共同要求……不那麼廉潔的官員也同樣有這樣的需要，而且我看，不廉潔的官員升官的欲望更強烈，他們更需要你的企業為他的報表增加好看的數字。這樣一來，不行賄等於是為你的企業加上了一根無形的鞭子，催著你不斷拚命向前發展。中國民營企業要成為百年老店，這一條很重要。”這種強脾氣無疑大大影響了當時企業的發展，但也避免了後患之憂。
從此，劉氏兄弟對搞關係、走後門更加有一種憎惡和恐懼感。1992年，根據相關政策，新津縣決定給希望企業支持，拔給他們200噸平價糧，但被劉永行兄弟婉言謝絕了。他們覺得，自己的企業當時一年已經生產幾十萬噸飼料，拿這麼點平價糧意義不大，又何必背上這麼一個名，不如自己完全走市場化道路。
劉永行最佩服和一直在學習的榜樣，是台灣“經營之神”王永慶。“我崇拜王永慶的原因他是做正事的！為人很正派。我們的目標是要做百年企業，所以，不能去做一些過分的事情。”
劉永行的氣質特點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東方希望的發展路徑。因為不善和官場打成一片，他最後放棄進入地產業。“房地產需要大量的（內幕）交易，需要不斷地吃飯喝酒送禮。”
無獨有偶，劉永行至今都沒有上市打算，因為這“要耗費大量精力去跑證監會，跑這個部門，跑那個部門。這就和邪門歪道離得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