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上也有過企圖突破“私”字禁區的人文啟蒙思想，如明代李贄提出：“夫私者人之心也……若無私則無心……”黃宗羲則強調：“人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而章太炎提出了“自性”和“主體在人”的思想……但這一切與“崇公滅私”的主導思想相比，不過是在深不可測的大海上偶爾跳濺起的幾朵小浪花而已。
而同樣建立在“重義輕利”儒教思想之上的日本社會的價值觀，一度也成為其經濟發展的巨大障礙。但日本顯然沒有像中國一樣一直拘泥於此，德川時代兩位思想家鈴木正三和石田梅岩，在巧妙地吸引儒教和佛教思想內容的基礎上，宣揚一種樸素的實用主義原則，主張人們要摒除私欲、全神貫注地去追求利潤，然後用這些利潤為社會做好事。
這樣，就把追求利潤和社會整體利益極富智慧地統一起來。而被譽為日本企業家精神導師的澀澤榮一，主張“現代企業應建立在論語與算盤的基礎上”，並提出了“高產乃為善之道”的觀點，這成為近現代日本企業家精神的一種高度概括。
官商文化
除了輕商思想，集權觀念和官商文化也對中國企業家的發展造成了極大阻礙。
張之洞是晚清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1890年，張之洞在武漢創辦了“漢陽鋼鐵廠”。而就此之前的1873年，美國卡內基鋼鐵公司才剛剛創立。兩個鋼鐵公司前後相差不過17年，但後者成為了美國甚至世界最大的鋼鐵公司；前者卻命途多舛從籌劃到開工整整用了7年時間，耗費白銀500萬兩，開工之後卻隻能生產出一堆又一堆含磷過高的次品。
之所以造成漢陽鋼鐵廠如此窘境，主要是和張之洞的盲目自大有關。比如把廠址選在遠離煤礦和鐵礦的漢陽，雖然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好管理，但所有原料都要遠道運來，這樣大大提高了成本；而當初在購買煉鋼爐時，英國機器製造方提出把中國的鐵礦石寄過去化驗，以決定哪種型號的鋼爐適用。而這位湖廣總督大人自負地回答：“中國之大，何處無媒鐵佳礦？”於是，從英國購回當時比較先進的貝色麻鋼爐，但和漢陽鋼鐵廠所用的礦石品位“牛頭不對馬嘴”……可想而知，一家投資巨大的企業，如果交給一個封建官僚來管理運營，最後隻可能變成一個畸形的怪胎。曾國藩的安慶兵工廠、左宗棠的福建船政局、李鴻章的輪船招商局等，最終都跳不出這種曆史的局限。作為世界上惟一的一個延續了2000多年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對經濟的控製已經形成了一個製度和文化上的慣性。
為什麼中世紀時中國比歐洲先進，後來卻迅速衰落而讓歐洲人大大超前？為什麼近代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發生在近代歐洲而不是早已具備條件的中國？這是著名的“李約瑟難題”。李約瑟這位研究中國科技史的專家認為，是由於封建官僚社會阻礙了中國科技與經濟的發展。
意識形態的製約
另外，意識形態對商業文化的發展和企業家階層的形成，也是一個很大的桎梏。
早在1945年，毛澤東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提出，中國的資本主義應該有一個“廣大的發展”。但在解放軍轟隆隆的炮聲中，私營企業主仍不禁心驚膽戰。
針對這種情況，1949年4月劉少奇專程趕到已經解放後的天津，鼓勵他們重新生產。劉少奇力圖智慧地解決共產主義理念和現實發展的矛盾，他說：“馬克思列寧的書上說，搞社會主義，就一定要打倒資產階級，革資產階級的命。但將來中國搞社會主義，可以不革你們的命，可以經過新民主主義的發展，用和平的辦法走到社會主義。”領導者的努力，終於取得了私營企業主的信任，新的政權也因此在建國後迅速站穩了腳跟。
1950年12月，出台了《私營企業暫行條例》，提出要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鼓勵並扶助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營企業”。這對解放後私營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作用。1951年成為私營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當年全國私營企業盈餘達37億元，比上一年增加了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