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二字，最早出現於《詩經》中的《大雅·綿》：“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亶父是周文王的祖父，為了躲避戎狄侵擾，他帶領族人來到岐山腳下，在水邊建立起反抗殷商的根據地，最終推翻了殷商的殘暴統治。
《水滸傳》的故事也發生在水邊，反抗精神卻有很大不同。乍看上去，梁山眾好漢手刃奸惡、占州縣、殺貪官，也做過許多大事，但這些鬥爭要麼為了私仇，要麼為了錢糧，要麼為了招安搏些籌碼，再無更高的追求。直到招安之後征遼平亂為國效力，才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產生了積極的社會意義。
書中角色見麵呼“英雄”，拱手稱“好漢”，英雄好漢本是稀罕物事，在《水滸傳》中卻成了最尋常的稱呼，是梁山上人人都是好漢，還是好漢的標準降低了呢？回到原著中尋找答案，我們會發現，《水滸傳》中判定“好漢”的標準可謂人多嘴雜、各執一詞。
武藝高強的是好漢，仗義疏財的是好漢，殺人放火的是好漢，山賊盜匪是好漢，就連拿人心下酒的王矮虎、開黑店謀財害命的張青、斧劈四歲頑童的李逵也是好漢……由此可見，水滸世界的“好漢”和智勇仁義全無幹係。這裏的“好漢”可以沒本事，可以沒道德底線，甚至可以無惡不作，隻要得到黑道同人的認可，就是好漢！
任何年代都有生存在灰色地帶的群體，清明的社會環境下，灰色難以遁形，易變成白色；世道混濁的失序社會中，灰色就會向黑色轉變。《水滸傳》寫的就是這樣一群人，他們由白而灰，由灰而黑，又絞盡腦汁想褪去這浸透骨髓的黑。
上梁山是為了活著，被招安是為了活得滋潤。好漢們自以為找到了亂世的規則：越是循規蹈矩、安分守己，就過得越慘。然而，當他們用暴力搏出一線光明後，才發現眼前依舊是死路一條。
《水滸傳》一直讚頌和鼓勵反抗精神，作者用精妙的行文和高超的語言將“造反者”塑造成讀者同情的對象。當林衝經曆了含冤發配、野豬林驚魂、風雪山神廟，最後來到梁山時，我們也會為他鬆口氣；當晁蓋等人火燒莊園投奔梁山時，我們也期待他們能有好的歸宿；當梁山被朝廷派兵征討時，我們希望官兵铩羽而歸。為了宣揚“造反有理”，“造反者”甚至創造了自己的話語體係，如“好漢”“聚義”“不義之財取之何礙”“替天行道”等。這對後世的影響是巨大的，明末農民大起義中，水滸英雄的口號被廣泛應用在各支起義軍揮舞的大旗上。“大碗酒、大塊肉”“兄弟一家”之類的思想，為後世起義軍提供了現成的精神源泉，哥老會、大刀會、義和團、太平天國，無不如此。
於是，在造反成為正義一方的前提下，“招安”就成了巨大的反諷。顯而易見，當“亂自上作”時，下層階級若沒有掀翻天的力量和改天換日的氣魄，注定無所作為。統治階級的權力秩序是鐵鑄的牢籠，所謂“招安”，就是自縛雙手走入牢籠之中，任人擺布。
難道梁山好漢們甘願飛蛾撲火嗎？當然不是。“水滸”一書，乍看仿佛宿命，細看全是現實，梁山好漢既無法顛覆政權，又不能原地解散，隻能將希望寄托於招安，哪怕北宋末年的社會秩序已經接近崩潰，他們也沒有更好的選擇。
造反不徹底，不如徹底不造反。《水滸傳》一書，前半部是造反書，後半部成了投降書。彌足珍貴的反抗精神在招安那一刻煙消雲散，一山好漢都成了大宋官員。曾經殺官造反、劫富濟貧、快意恩仇的好漢們突然就領了朝廷俸祿，上了無形枷鎖，賣了自家性命。
所以說，梁山無好漢，隻有愚忠假義者、奔逐名利者、政治投機者、心死遁世者……結果呢，丟了好漢名頭，做了朝廷炮灰。作者腹有乾坤、大筆如椽，敢於用全員悲劇揭示主旨，這才使《水滸傳》獲得了巨大成功。
四大名著中，《西遊記》寫神仙妖怪，《紅樓夢》寫富貴名門，《三國演義》寫帝王將相，唯獨“水滸”不從社會的主導力量下筆，而是以邊緣人為主角，這些邊緣人就是被主流社會鄙夷摒棄的遊民。
遊民被排除於士農工商之外，又被平民百姓憎惡懼怕，成為無正當職業、無穩定收入、無固定住所的“三無人士”。因其特殊性，遊民隻能遊走在社會的灰色地帶，依靠獨特的行事邏輯和生存方式，組成一個錯綜複雜、弱肉強食的遊民江湖，並成為宗族社會中最不安定的一股勢力。
遊民江湖像一隻附在健康軀體上的水蛭，有著極強的吸血能力，但凡沾上這張江湖大網的，想掙脫是千難萬難，隻能越陷越深。《水滸傳》中，朱仝、秦明、盧俊義等人正是被遊民群體看中，以致走上這條不歸路，諸如宋江、武鬆、魯智深、柴進、林衝……都曾是主流社會中的一員，卻從統治階級的門檻上無聲滑落，輕而易舉跌入這張大網中。
沒人願意做山賊草寇，誰都想活得光鮮體麵，被人喚作“押司”“都頭”“提轄”“官人”“教頭”……總比“賊首”“大王”“好漢”受用得多。無奈奸佞橫行、世道淪落，不管你是順民還是刁民，是鐵骨錚錚還是含垢忍辱，是惹是生非還是安分守己，亂世中的明槍暗箭都會使你遍體鱗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