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世道亂到何種地步呢？在“柴進失陷高唐州”一回中，柴進準備和高唐州知府的小舅子打官司，柴進道：“這裏和他理論不得，須是京師也有大似他的，放著明明的條例，和他打官司。”李逵道：“條例，條例！若還依得，天下不亂了！”
“條例”是什麼？是一個國家的法律法規，連不容更改的法律法規都靠不住，天下豈能不亂？作者借李逵之口說出這句話，就是要告訴讀者，人人都知曉這是亂世！然而，上至廟堂，下至庶民，無一人想為這亂世做出絲毫改變，都在其中煎熬掙紮，被滾滾濁流裹挾著奔向滅亡。
名著之所以流芳百世，唯“深刻”二字。“水滸”一書，寫盡世間高低貴賤、畫遍紅塵奸惡良善，句句入骨、字字誅心，因其看得透、抓得穩，才有一張張猙獰鮮活的麵孔、一具具赤條條毫無遮掩的軀殼。憑借著眾多經久不衰的人物形象和大量膾炙人口的經典故事，《水滸傳》在讀者心中烙印下一個又一個國民流行語，這是無比寶貴的精神遺產。
當然，《水滸傳》的藝術價值還不止於此，從謀篇布局到行文用字，從變化萬端的情節到曲折入微的技巧，都讓人拍案叫絕。
書中善用“比較”技法，每每將相似之人事寫出大不同來，從對比中彰顯人物的性格迥異。例如，“王進避禍”比“林衝受難”，“武鬆殺嫂”比“石秀殺嫂”，“江州劫法場”比“大名府劫法場”，再如“潘金蓮偷西門慶、潘巧雲偷裴如海、閻婆惜偷張文遠、賈氏偷李固”，幾人偷情各有各的偷法；又如“沒羽箭張清飛石連打十三將”，各有各的打法，各有各的反應，堪稱絕妙。
《水滸傳》更打動人的是細節，是人情世故，是伏脈千裏，是真實到骨子裏的眾生相。作者毫不吝惜筆墨，描寫了低級官吏和底層人物的生活狀態，無論提轄、都頭、押司、管營、教頭、牢頭、保正，還是潑皮、莊客、幫閑、娼妓、屠戶、雜役、小二，人人都是老戲骨。每個人物都恪守著此身份該做的事、該說的話，絕無僭越出格。在虛構類文學創作中能做到這點，是非常難得的。
《水滸傳》用近乎紀實的鋒銳筆觸將個中隱秘一刀刀鐫刻，如同一張巨大的浮世繪，其上隻有兩種顏色：黑是墨黑，紅是血紅。整部作品彌漫著陰鬱、狂躁的氣息，眾多好漢身上充斥著原始野性的暴力衝動，恣意揮灑血勇，視人命如草芥。
被逼上梁山本是不幸之事，可為什麼我們的同情轉眼即逝？隻因殺虎者成了猛虎，屠龍者變為惡龍。梁山好漢的刀斧一次次落在普通百姓頭上，仿佛在告訴凡間眾生，你不加入黑暗，就會被黑暗吞噬。讓人毛骨悚然的是，綜觀“水滸”全書，盜匪山賊之惡隻是小惡，在肌膚腠理，在一肢半節，真正的大惡在朝廷、在相府、在公門，那才是敲骨吸髓、鋪天蓋地之惡，令人無處藏躲，北宋正是亡於自身滋生出的毒瘤。
《水滸傳》結束的時間點十分耐人尋味，宋江身亡於宣和六年，宣和七年女真入侵中原，緊接著就是“靖康之難”。眾所周知，女真人鐵蹄經過的地方，鮮花著錦的富庶與繁榮一碰就碎，東京城的繁華勝景成了一片瓦礫，歌台鸞笙鳳管，舞榭象板銀箏，都化作喊殺聲、呼救聲、悲鳴聲……並且將在這片土地上持續十餘年。念及此處，不禁有些懷念那群被招安的血性漢子，倘若舉國皆有血性，女真人敢覬覦這片土地嗎？
水泊梁山不隻是好漢們的烏托邦，同樣也是讀者的桃花源，在這漆黑如墨的世道中，梁山的起義大旗曾經熠熠放光，人們正期待它大放光芒時，杏黃大旗搖身一變，成了遮天蔽日的“黑”的一部分。
魯迅先生說：悲劇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當一個個“紙上的生命”轟然倒下時，的確能聽到有什麼破碎了的聲音。這種“倒下”不是某個個體生命的終結，而是“林教頭風雪山神廟”，是“武行者夜走蜈蚣嶺”，是“魯智深、楊誌奪取二龍山”，是“陳橋驛揮淚斬小卒”。
至此，《水滸傳》一書的本質也就呼之欲出：將封建王朝頹敗腐朽的真麵目二維化展開，供人細觀；巨細無遺地描述一切禍亂、荒謬、醜惡的根源與過程；揭露普通人不可求，不可得，不可信的殘酷現實。
普通人，是任何一個時代的土壤與脊梁，但在《水滸傳》中，普通人沒有半點兒存在感。作為一個普通人，躲得過十字坡行走，躲得過張橫的渡船，躲得過江州法場的熱鬧，難道還躲得過城池被破，躲得過金人的屠刀？
用現代人的審美和價值觀細品《水滸傳》，是需要一些耐受力的，其中對待生命的態度、對女性命運的處理方式都太過殘酷，讀得，說得，學不得。個中意義在於，隻有回首過去時，我們才知道自己在文明這條路上走出了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