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的幾千年中，黃河多次泛濫改道，泥沙在大野澤南淤積成平原，導致湖麵向北移動，成了聞名天下的梁山泊。
據《資治通鑒》記載，公元944年，“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而合於汶”。這是梁山泊水麵較大的一次擴張。公元1019年、1077年，黃河又有兩次潰決，洪水注入，梁山周圍水泊變得更加廣闊，《水滸傳》中所說的八百裏梁山水泊正是北宋中後期的景象。
在眾多曆史記載中，黃河的流向一直都遵循自然規律，雖有泛濫也非大災大難，但總有人低估黃河的治理難度，如北宋，就先後用人力使黃河三次改道，導致黃河泛濫更甚，民不聊生。洪水不僅為梁山好漢打造了天然的地理屏障，還毀了許多富饒良田，傷國根本。
《水滸傳》中記載的嘉祐三年並沒有瘟疫，卻發生了另一件事。《宋史》記載：三年春正月戊戌，鑿永通河（永濟河）。此次開鑿並沒有成功防治黃河洪災，1077年，黃河在濮陽一帶決口，舍棄北流而向南改道，梁山泊成了黃河主流，形成了曆史上最大的水泊。
洪災是北宋時期的主要災害，看似天災實為人禍。1077年的決口“壞郡縣四十五，官亭、民舍數三十八萬家，田三十萬頃”，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的瀛洲、滄州決口更是造成了“民死者百餘萬”的惡果。
除了官員和洪災，另一個禍國殃民的物事就是國家政令。
宋徽宗趙佶本來就是個愛好甚廣但能力不足的皇帝，偏偏又好大喜功愛折騰，做過的荒唐事不計其數，像寵幸奸臣、逛青樓都算不得什麼，他倡導的另外三件事才是禍及社稷，使得北宋末年亂象叢生。
第一，花石綱。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置造作局於蘇州、杭州，製造宮廷所用珍巧器物。四年（1105年）又置應奉局於蘇州，搜羅東南各地奇花異石、名木佳果，由水路運送京師，稱之為花石綱。在趙佶看來，“花石綱”既能滿足自己的愛好，又能幫助百姓就業，有利無害。實際上，官員以“花石綱”為名在江南犯下的罪惡罄竹難書。凡是應奉局看上的一石一木、一花一草，皆以黃紙封之，收歸公有。稍有不從，便以“大不敬”的罪名捉進監牢，等待重金贖人。許多人家都因此傾家蕩產，到處逃難。為了運輸花石綱，拆房毀橋、鑿壞城郭是常有的事，應奉局負責人朱勔甚至大量強征漕運糧食的船隻和民間商船，嚴重破壞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係的漕運。
第二，崇尚道教。趙佶對道教的癡迷無可救藥，他仿照官製，專門為道教設立26級官階，給天下道士授以職銜，發放俸祿。在蔡京、林靈素等奸邪的蠱惑下，給每一處道觀撥了大量田地，修建的道觀不計其數，耗費的人力、物力難以估量。在1077年，全國道士女冠不到兩萬人，到了宋徽宗宣和年間，道士女冠的數量竟達百萬人之多。開展崇道活動，必然需要大肆搜刮民間財富，這也為北宋衰敗埋下了伏筆。
第三，大赦天下。大赦在封建社會是很流行的手段，用來鞏固統治，緩解社會矛盾，樹立仁君形象。尤其是社會動蕩不安時，這就會出現盛世大赦少、亂世大赦多的狀況。大宋國祚319年，大赦203次，平均1.57年大赦一次。而宋徽宗當政的25年中，竟有26次大赦。頻繁的大赦並沒有讓北宋複興，反而讓犯法者有恃無恐，律法形同虛設，宋徽宗憑著一己之力，使大赦不再是仁政，反而成了放縱犯罪、殘害平民的幫凶。
“伏魔之殿”中鎮壓的石碑就是北宋的潘多拉之盒，洪信打開魔盒並非無心之失，而是統治階級罔顧社稷蒼生、肆意妄為的惡果，其也終將自食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