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是中國先秦、漢初研究軍事理論，從事軍事活動的學派。據《漢書·藝文誌》記載，兵家又分為兵權謀家、兵形勢家、兵陰陽家和兵技巧家四類。兵家的代表人物有春秋時的孫武、司馬穰苴、範蠡，戰國時的孫臏、吳起、尉繚、趙武靈王，漢初的張良、韓信等。今有兵家著作《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孫臏兵法》《尉繚子》《六韜》《三略》等。兵家著作中含有豐富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
孫武與《孫子兵法》
孫武，字長卿，春秋末期齊國人。他是中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家，也是我國古代軍事理論的傑出奠基人，後人尊稱其為孫子、兵聖。
孫武出身於齊國的一個貴族家庭，其曾祖、祖父均為齊國名將。他自幼喜研兵法，頗有心得。齊國發生“四姓之亂”後，孫武便南遊吳國，隱居姑蘇，潛心研究兵法。在吳國，他結識了吳國著名的謀臣伍子胥。
當時天下紛擾，諸侯爭霸。吳國君主闔閭為圖霸業，欲攻打楚國，但一直未能找到能勝任的將領。伍子胥便先後7次向吳王推薦孫武，說他“精通韜略，有鬼神不測之機，天地包藏之妙，自著兵法十三篇，世人莫知其能。誠得此人為將，雖天下莫敵，何論楚哉！”
於是，吳王便召見孫武。孫武呈上所著兵書13篇，吳王看後讚不絕口。為考察孫武的統兵能力，吳王將100多名宮女交給他操練，其中有吳王最寵愛的兩名妃子。這便有了“吳宮教戰”的故事，闔閭由此“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此後，孫武便與伍子胥共同輔佐吳王，安邦治國，發展軍力。
吳宮教戰
孫武將宮女編成兩隊，以吳王的兩個寵妃為隊長。他把軍事訓練的一些基本動作教給她們，並告誡她們一定要服從軍令。不料，連著兩次發令，宮女都不當回事，隻顧嬉笑。孫武便下令將兩個隊長拖下去斬首。吳王一聽要斬他的愛妃，急忙來求情，但是孫武說：“您既然把她們交給我來訓練，我就必須依照軍規來管理她們，任何人也不能例外。”然後將兩個寵妃斬首了，再也沒人敢不聽號令。
公元前506年冬，吳國以孫武、伍子胥為將出兵伐楚。孫武采取“迂回奔襲、出奇製勝”的戰法，溯淮河西上，從淮河平原越過大別山，長驅深入楚境千裏，直奔漢水，在柏舉重創楚軍。接著五戰五勝，一舉攻陷楚國國都郢。
“柏舉之戰”後，楚國元氣大傷，而吳國的聲威則大振，成為春秋五霸之一。吳國不僅成為南方的強國，而且北方的齊、晉等大國也畏懼吳國。對於孫子的曆史功績，司馬遷在《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寫道：“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孫武不僅有戰功卓著的軍事實踐，而且有博大精深的軍事理論。他所著的兵法13篇完整地流傳下來，後人將其定名為《孫子兵法》。
該書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兵家聖典，也是世界上久享盛譽的一部軍事名著。書中含有豐富的辯證思想，探討了與戰爭有關的一係列矛盾的對立和轉化，如敵我、主客、眾寡、強弱、攻守、勝敗、利害等。在研究這種種矛盾及其轉化條件的基礎上，《孫子兵法》提出了其戰爭的戰略和戰術，在中國辯證思維發展史中占有著重要地位。
《孫子兵法》談兵論戰，集“韜略”“詭道”之大成，被曆代軍事家廣為援用，《孫子兵法》縝密的軍事、哲學思想體係，深遠的哲理、變化無窮的戰略戰術，常讀常新的探討韻味，在世界軍事思想領域也有著廣泛的影響，享有極高的聲譽。《孫子兵法》曾被譽為“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後孫子者，不遺孫子”。
司馬穰苴與《司馬法》
司馬穰苴，春秋末期齊國軍事家。他是早先的齊國工正田完的後裔，因任司馬之官，故以“司馬穰苴”一名傳世。
司馬穰苴善於用兵，但他是婢妾所生，地位低下，一直未被重用。後來，晉、燕聯合攻打齊國，晏嬰便將他推薦給齊景公，司馬穰苴才開始登上軍事舞台。
他關心部下，親自安排部隊食宿，親自慰問有病的士卒。他還將自己的食品拿出來與士卒分享，與大家同甘共苦。將士們都願意為他效力，就連那些生病的士卒也紛紛要求參加戰鬥。結果，齊軍兵鋒所向，銳不可當，晉、燕之軍不戰自退。司馬穰苴率軍乘勝猛追，一舉收複失地。齊景公遂拜他為大司馬，掌管全國軍事。
軍中立威斬監軍
齊景公命司馬穰苴率軍抵禦晉、燕聯軍，並派寵臣莊賈為監軍。莊賈自恃身份，傲慢無比，藐視軍規。司馬穰苴便毫不留情地處死了他，從而震懾三軍，大大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終於戰勝了晉、燕聯軍，從此威名遠播。
司馬穰苴的軍事思想，附在由齊威王命大夫整理的兵書《司馬法》中，所以該書又稱《司馬穰苴兵法》。該書總結了夏、商、周三代的軍事製度和戰爭經驗，論述了古代的戰爭準備、戰爭指導、戰場指揮、兵種部署、兵器配備，天時地利的選擇、間諜的使用、軍人心理以及治軍等問題，其核心軍事思想有以下三點。
一、“以戰止戰”的戰爭觀。對於能夠“安人”“愛其民”和製止侵略的戰爭，《司馬法》持肯定和支持的態度。書中說：“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這一觀點從戰爭的目的出發去分析戰爭，包含著樸素的辯證觀點。書中還說，“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意思是說，戰爭是危險的事情，不得已的時候才能用它討伐暴虐，挽救危亂，反對仗恃國勢強盛而窮兵黷武；和平是暫時的，必須居安思危，加強戰備。
二、“以仁為本”的治軍原則。書中要求將帥“見危難勿忘其眾”“勝則與眾分善”“若使不勝，取過在己”。這樣整個軍隊才能上下同心，團結一致，達到“力同而意和”，實現“凡勝，三軍一人勝”。書中還說：“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平時國內上下安定，戰時軍中執法公平，人們才會銳意進取，才有把握打贏戰爭。
三、“變嫌推疑”的戰備思想。該書主張“順天、阜財、懌眾、利地、右兵”，即順應天時，多儲備物資，取悅眾心，利用地形，重視武器裝備。而且，“凡戰，有天，有財，有善”，即要打仗，就要掌握自然及人為的變化情況，要有充足的物資，將士要有高昂的鬥誌。此外，“方慮極物，變嫌推疑，養力索巧，因心之動”，是說要有深遠的計謀，發揮物資器材的最大效能，辨明是非以排除國人的疑慮，讓百姓養精蓄銳以貢獻其智慧，從而使戰爭符合百姓的心願。
東漢以後，馬融、鄭玄、曹操等人，都曾以《司馬法》為重要文獻資料而加以征引。晉唐之間，杜預、杜佑、杜牧等人，也多以《司馬法》為立說的根據。宋代，《司馬法》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定為將校的必讀書，影響深遠。
吳起與《吳子兵法》
吳起，衛國人，戰國初期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是我國“第一流名將”。他治軍嚴謹，能和士卒同甘共苦；他善於用兵，與孫武合稱“孫吳”。
吳起出身於富有的家庭，學習勤奮，後棄文習武，精通韜略。他曾在魯國做到將軍，又在魏國為西河守，以後又到楚國，輔佐楚悼王變法，悼王死後，他被舊貴族殘酷殺害。
吳起是一代將才，久經沙場，有著豐富的戰爭經驗和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有一年，齊軍進攻魯國，吳起率軍抵抗。麵對強敵，他避敵鋒芒，以老弱之卒駐守中軍麻痹敵人。然後乘其懈怠，率領精銳之師，一舉擊潰齊軍。
吳起離魯到魏後，任魏國將軍，創建勁旅“武卒”。期間，他曾兩度率師討秦，一連攻下五座城池，奪回了西河地區。接著，他又乘勝進軍，滅中山國。吳起因戰功卓著，受命鎮守西河。在之後的23年中，他“內修文德，外治武備”，增強了魏國的實力。他先後率軍與諸侯大戰76次，全勝64次，辟土四麵，拓地千裏。
在楚國擔任令尹期間，吳起亦十分重視軍隊的建設，取得了“南平百越，北並陳、蔡，卻三晉，西伐秦”的輝煌戰績。他還推行改革，限製舊貴族的特權，裁減冗員，削減疏遠公族的俸祿，用以建設軍隊。他的變法使楚國日漸國富兵強，但他廢除貴族特權，惹起貴族的忌恨，楚悼王一死，貴族們立即反撲，用箭射殺了他。
吳起所著《吳子兵法》48篇，與《孫子兵法》並稱，在戰國時“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司馬遷曾高度評價吳起的軍事業績，將其與孫武並列，稱“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在漢代，《吳子兵法》成為武將攻修的主要課程，宋代更是被朝廷定為“武經七書”之一，是武科的主要教材。
五慎
五慎，即理、備、果、戒、約。理，就是“治眾如治寡”；備，就是“出門如見敵”；果，就是“臨敵不懷生”；戒，就是“雖克如始戰”；約，就是“法令省而不煩”。
《吳子兵法》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的戰爭理論、軍隊建設和作戰指導方麵的觀點。軍隊成分的改變，鐵兵器和弩的廣泛使用以及騎兵的出現，引起了作戰方式的明顯變化。
一、該書主張“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把政治和軍事緊密地結合起來。文德，就是“道、義、禮、仁”，就是“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強調上下同心是取得戰爭勝利的基礎。武備，就是“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必須“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書中將戰爭區分為義兵、強兵、剛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質，主張審慎地對待戰爭，反對窮兵黷武。
二、兵不在多，強調“以治為勝”。治，就是建設一支“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投之所往，天下莫當”的訓練有素的軍隊。要求重用勇士和誌在殺敵立功的人，以之作為軍隊的骨幹，並“加其爵列”“厚其父母妻子”。
三、對士卒的使用要因人而異，使“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為謀主”，以發揮各自的特長；按照同鄉同裏編組，同什同伍互相聯保，以對部眾嚴加控製；采取“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的教戰方法，嚴格訓練。
四、明法審令，“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做到令行禁止，嚴不可犯；將領必須與士卒同甘苦、共安危，獎勵有功者，勉勵無功者，撫恤和慰問犧牲將士的家屬，以恩結士心，使其“樂戰”“樂死”；要“任賢使能”，選拔文武兼備、剛柔並用、能“率下安眾、怖敵決疑”的人為將。
四機
四機，即氣機、地機、事機、力機。氣機，指要求將帥適時地掌握全軍上下士氣的盛衰。地機，指利用地形，要求將帥指揮軍隊作戰時，善於利用道路險阻、名山要塞等。事機，指運用謀略，要求將帥善於派遣間諜離間敵人，施放精幹的分隊騷擾並迷惑敵人，分散其兵力。力機，指提高戰鬥力，要求將帥指揮軍隊做到戰車堅固，戰艦櫓槳輕便，士卒熟練陣法，戰馬馳騁追逐。
五、料敵用兵，因情擊敵。該書針對齊、秦、楚、燕、韓、趙六國的政治、地理、民情、軍隊、陣勢等的不同特點，提出了不同的作戰方針和戰法。對齊作戰，“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對秦作戰，先示之以利，待其士卒失去控製時，再“乘乖獵散，設伏投機”；與楚作戰，則“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疲而勞之，勿與爭戰”；同燕作戰，則“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與韓、趙作戰時，則“阻陣而壓之，眾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