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在中國起源很早。雖然商人一直以來都在社會中處於較低下的地位，但他們卻是一個相對比較活躍的階層。他們走南闖北，推動著商業的繁榮，使得天下民眾能夠互通有無。在他們的身上，有著講誠信、和氣生財、勤儉節約等一係列可貴的品質，堪稱寶貴財富。
商業起源——以物易物的簡單交易
原始社會末期，隨著社會分工的出現，居民為了滿足各自的需要，開始交換剩餘產品，形成商業的雛形。這就是“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據說，中國最早經商的，是商族人王亥。曆史學家徐中舒說：“商賈之名，疑即由殷民而起。”而《尚書》中也有“肇牽車牛遠服賈”的記述。另據《山海經》記載：“王亥托於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殺王亥，取仆牛。”可見，王亥早就趕著牛車去外地做買賣了。
後來，商族人繼續發展貿易，其中有些人專門到遠方販運貨物。由於這些從事貿易的人來自商部落，“商人”之稱正式形成，其交易活動就是“商業”活動。商業初生之時，貿易量較小，而且都是以物易物，後來才出現了最早的貨幣寶玉和海貝。
周朝時，由商朝貴族後裔建立的宋國，商業極其繁榮。與此同時，原來商的遺民則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隻能以販賣貨物，經營商業維持生計，保留了經商的傳統。
戰國時的白圭，被稱為“言治生者祖”。他是經商理論的鼻祖，其經商之道可以歸納為以下兩點：經營之術中的“賤買貴賣”，為商之道中的“智、勇、仁、強”。
人棄我取，人取我與
白圭的經商原則，就是抓住時機，賤買貴賣。當貨物供過於求，別人大量拋售時，就大量買進；當貨物供不應求，別人需要買進時，就大量拋出。糧食豐收時，就買進穀物，賣出絲漆；蠶絲上市後，就大量收購蠶絲，賣出糧食。他“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對各種市場信息極為重視，他出手果斷，應變神速，能根據行情迅速決定是“賣出”還是“買進”。
白圭還將商人的智慧提到了新的高度，他說：“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意思是說，“我們做買賣，要像伊尹、呂尚一樣富於謀略，像孫子、吳起用兵一樣善於判斷，像商鞅執法一樣取信於人。”他還說：“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
商業的大發展，極大地促進了中原地區和周邊地區的繁榮與進步，加速了南方原始文化的解體和手工製造業的進一步發展。同時，商人們把南方的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販運到中原，其他的銅、錫和其他礦物也運至中原地區，共同促進了中華文明的發展。
商人分野——相當複雜的社會群體
中國商人，可分為舊式商人、新式商人和現代商人。舊式商人，主營糧食、布匹、茶葉、蠶絲、禽鹽、雜貨、牲畜、中藥材等；新式商人，對外售出中國的農副產品和手工業品，對內銷售西方工業品；現代商人，活躍在中國市場的經濟舞台上，成為了先富起來的一批人。
另外，由於身份不同，中國的商人，又可分為儒商、官商和軍商。
儒商，指具備一定的儒家文化和思想的商人。他們常把儒家思想引入商業活動，如以誠待人、以信接物、以義為利、仁心為質等。儒士棄文經商，多因科場失意他們依然向往做官。他們中一些人有了一定的財富後，常設法由商人階層躍入權貴階層，兼儒兼商。
官商，有些是從事商業活動的官員，有些是做官方生意的人。他們靠特權的庇佑經商，很容易發大財。這類商人常憑借雄厚的資本，運銷茶葉、人參、鹽鐵等國家專賣商品。他們能享受官方的優惠政策，如擁有免稅特權、政府低息貸款、經營壟斷權等，其子弟也比一般人有更多的當官機會。不過，朝廷對官商的管理也異常嚴格，如朝廷規定運銷地點，限定銷賣時間，實行價格管製等，致使很多官商都由風光無限而衰落破產。
豪貴商族山西範氏
清朝時期，山西商人範毓賓曾輸送大批軍糧，供給西征準噶爾的清軍，為清政府節約費用數百萬兩，其舉動受到清政府的讚許和嘉獎。範毓賓被授為太仆寺卿，用二品服。範家的祖輩也因此被追贈為驃騎將軍、資政大夫、夫人、宜人等。此後，“毓”字輩和“清”字輩的後人中獲任官職的達十幾人。範氏實際上已成為一門朱紫、炙手可熱的豪貴商族。
軍商，一類是經營軍火生意的商人，另一類是軍人從商，亦軍亦商。軍火是極其特殊的商品，一般人不得經營，凡經營軍火生意的，都必須經過政府的特許，如明代的沈萬三、清代的胡雪岩等。第二類軍商，比如明代北部邊塞的軍人，通過參與和主持邊塞地區的米糧收購，從中獲取巨額的利潤。朝廷費力運到邊疆的金銀，很大一部分都流入了在當地駐防的高級將領的腰包，成為了他們的私財。
另外，商人還可分為義商、奸商和平商。義商，往往品德高尚，以義獲利，致富後又積極回饋社會，如扶助教育、捐辦慈善公益事業、資助國家建設等。奸商，專以歪門邪道坑國害民以牟取暴利，他們短斤少兩、以次充好、欺行霸市、玩“空手道”，不顧商業道德，破壞商業秩序，是害群之馬。平商，商人中的大多數，他們沒有義商的俠義豪爽，但也不會像奸商一樣用歪門邪道坑害買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