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是文人學者這樣說，湖南的歌唱家們也把辣椒唱成了一種精神。宋祖英唱紅了《辣妹子》，湖南的老牌歌唱家何紀光則唱了一曲《辣椒歌》。而同為歌唱家的李穀一說過：“我們湖南人霸得蠻，吃得苦，耐得煩。”這三位湖南籍的歌唱家，試圖用音樂和評論詮釋湖南人的精神風貌。
辣椒到了中國，隻有三個省將它接受為主流食物，這三個省就是湖南、四川和貴州。三省當中，從古至今，隻有湖南一個省將這種舶來品當作自己文化精神的象征。這也是湖南人吸收和改造外來物質文明的例子之一，反映了湖南人對外來文明兼收並蓄的寬容。
湖南人喜歡把自己的精神基因，概括為不怕邪、不怕壓、不怕辣。
到過長沙的人，留心一下長沙火車站，就會發現它的頂上有一隻火炬雕塑，造型像一隻紅辣椒。這辣椒像一支火炬，像一根長矛，又像鬥牛的牛角，更像梭標的尖刃。這個標誌猶如湖南人的圖騰，尖銳、剛烈，富有戰鬥性。唯有湖南人，從辣椒那裏找到了精神的象征。
湖南本來是移民省，本來就是貶遷地，外來的文化很容易找到紮根的土壤。“不吃辣椒便不是真正的革命者”，毛澤東把辣椒和革命扯在一起，實際上就是強調一種反叛的精神。當年這句話曾使德國人李德很尷尬，也曾弄得生於山東的江青很不高興。但是毛澤東說這話自有他的道理。仿佛是為了給毛澤東這種說法做注解，大學者王力先生說過：“辣椒之動人，在辣，不在誘。而且它激得凶，一進口就像刺入了你的舌頭，不像咖啡的慢性刺激，隻憑這一點說，它已經具有‘剛者’之強。湖南人之喜歡革命，有人歸功於辣椒。”
毛澤東一生嗜辣如命，有過無數次吃辣椒的比賽。大生產運動的時候，他在延安楊家坪種了一塊辣椒地，送給共產主義老大哥斯大林的禮物就是他那塊地裏收獲的辣椒。他的興趣與愛好影響了許多人，以至於許多人為了革命而吃辣椒。
在遵義會議期間，第一天的中餐由紅軍司令部提供，食堂專門殺了一頭豬，上的菜幾乎都和豬有關：回鍋肉、白菜炒肉片、幹蘿卜絲炒肉、炒豬肝、豬血腸等。吃飯時，彭德懷和楊尚昆趕到了。彭德懷坐在毛澤東對麵，兩人打賭吃辣椒。工作人員馬上端來一碗油炸黃皮辣椒。兩人輪流吃，不大一會兒工夫，各吃了十來隻。彭德懷失去了耐性，一下夾了四五隻，放在口中嚼，結果被辣椒嗆了，拚命咳嗽，眼淚都辣出來了。眾人都笑了，毛澤東悠然說道：“這是戰術失誤的問題。你的實力本來比我強，輸在太性急。”
現在，辣椒在湖南有了更多的傳奇。當“非典”威脅著中國人的生命的時候，湖南人中間便有一種傳說，稱吃辣椒的人對這種疾病的抵抗力要強得多。於是湖南人又為辣椒找出一大優點。當人們發現禽流感有可能侵害人類的時候，湖南人中間又有人議論：也許吃辣椒能夠對付這種可怕的疾病。於是多吃辣椒又有了更充足的理由。作為非專業人士，我無法判斷這些說法是否有科學的依據。但作為一個湖南人，我很理解湖南人為什麼總是要想方設法宣傳吃辣椒的好處。
近年來，湖南風行“口味蝦”、“口味蟹”、“口味雞”、“口味魚”等等。所謂“口味”，就是非常刺激的意思。這種菜式，幾乎把所有刺激性的佐料都放進去了，吃起來比其他本來就很辛辣的菜肴更加過癮。在眾多的“口味”店中，以長沙南門口四娭毑開的店子最負盛名，四娭毑因此而被電視節目請到了嘉賓席上。湖南妹子和伢子對這種“口味”係列趨之若鶩，妹子比伢子吃得更來勁。熱情的湖南人當然不會忘記向外省來的客人極力推薦這種把人辣得嘴皮紅腫、腦袋發暈的口味，結果竟然也讓一些外省的朋友吃上了癮。汪涵、何炅與李維嘉都說過，外省來做電視節目的嘉賓和朋友，通常都會被湖南電視台的主人們在消夜時間領到大排擋去接受“口味”係列的火辣洗禮。
對於大多數不吃辣椒的中國人而言，吃辣椒這種強刺激的食品是需要拿出很大勇氣的，湖南人卻專找最辣的辣椒吃。“貴州人不怕辣，四川人辣不怕，湖南人怕不辣”。湖南人吃本地辣椒還嫌不過癮，聽到外省有更辣的品種，就會像覓寶一樣把它找來享用。海南的野山椒和黃金椒，台灣的高山椒，辣得不同凡響，湖南人都會弄來品嚐，如獲至寶。湖南人吃辣椒這件事，本身就透著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了。
周興旺先生在《湖南人憑什麼》一書中說，湖南人的血型以“A”型居多，唐徽先生則在《天下湘軍》一書中說，湖南人的血型中以“O”型居多。我無法判斷這兩種說法中哪一種更具有統計學上的意義。但既然他們都是要以血型來解釋湖南人為什麼具有火辣的血性，那麼我認為這兩種說法都無法令人采信。還有人說湖南人的血液都浸透了辣味，我想那更是無稽之談。不過，湖南人吃多了刺激的食物，辛辣確實會刺激人體，加快血液循環，使生理狀態發生改變，也使心理和性情發生變化。嗜辣成性或許會使某些湖南人演變得性情剛烈，或許也會使另一些湖南人的頭腦演變得更清醒。總之，辣椒一定在湖南人的精神世界裏起著某種驅動的作用，不管這種作用是什麼，那一定是因它的刺激性而發生。
但是，我們應該弄清楚一點，如果用火辣來比喻血性，那麼這是指一種精神風貌，而不牽扯到人的個性。湖南人和外省人一樣，都是各具個性的，並非都是一個模子裏倒出來的剛猛暴烈，或者像辣椒一樣火氣衝天。如果真是那樣，外省人就不敢到湖南來了。我們所說的血性，則是湖南人在精神上的一種共性。一個湖南人，個性可以是內斂也可以是外露，可以是急躁也可以是平緩，可以是粗暴也可以是溫和，可以是比較狹隘也可以是比較寬厚，這都不妨礙他是一個有血性的人，因為他秉承了一種具有湖湘文化特色的精神遺產。
說到辣椒，我們又不能不說到《辣妹子》。這個話題牽涉到在湖南人中占有一半的女性，因為她們正在、已經或者將要經曆“妹子”這樣一個人生階段。《辣妹子》無疑是一首很好聽的歌，由湖南人宋祖英唱出來以後，風靡全國，給人們造成一種印象，湖南的妹子都是潑辣的年輕女性。有些人受到這首歌的影響，動輒把湖南妹子都描寫成性格外向，快人快語，脾氣火暴，行動如風，總之都具有火辣辣的個性。
我以為，人們在這裏仍然發生了誤解。所謂辣妹子，其實也是指湖南妹子的一種具有湖湘文化特征的精神風貌，比如愛才勝過愛財、愛好學習、注重人格、忠於信念等等，而與各人的個性無關。湖南並不乏性格溫婉柔和的年輕女性，也不乏楚楚動人的風華佳人，否則，“湘女多情”這句論斷性的俗語就沒有理由傳遍全國，而外省男性們對結識湘女的興趣，也不會有增無已了。
湖南妹子都喜歡吃辣椒，她們對辣椒的鍾愛，甚至比她們的男性同胞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因為，她們在飲食上通常比男性更傾向於傳統，而且通常比男性對辣椒具有更強的耐受力，正如她們對痛苦的耐受力也超過男性一樣。湖南妹子和四川妹子、貴州妹子一樣，大約是因為有了辣椒中所含的豐富的維生素的滋潤，加上因吃辣椒而增進了血液循環，都長著嬌嫩的肌膚，擁有水白的膚色，因此在外形上給人以嬌柔的感覺，而不具有絲毫的粗獷。
而且，同樣是愛吃辣椒的湖南妹子，卻表現出五彩繽紛的個性。湖南不同地區的年輕女性，也表現出不同的性格特征。通常認為，常德一帶的妹子潑辣能幹，個性張揚，作風幹練，口才不俗，與《辣妹子》渲染的風格比較接近。益陽一帶的妹子婉約柔和，腳踏實地。嶽陽一帶的妹子性格內斂，心思細密。衡陽一帶的妹子比較豪爽，但言語不多。邵陽、婁底一帶的妹子性情剛烈，內秀於心，勤勞務實。懷化一帶的妹子聰慧能幹，善解人意。吉首和張家界一帶的妹子淳樸耿直，待人誠懇。永州一帶的妹子心思小巧，氣質靈秀。郴州一帶的妹子單純樸直，古道熱腸，具有些許川東和重慶妹子的特征。株洲妹子敏於學習，性情恬淡。湘潭妹子心性爽朗，識見不凡，追求執著。而省會長沙一帶的妹子，則融合了各地的風格，兼有各地區的特性，主要特征是靈秀聰慧，熱心助人，好學上進，情感細膩，舉止端莊，口齒清晰，頗有淑女風範。
當然，上麵這些隻是一些大致的印象，非常籠統，放在每一個具體人身上，都不一定準確。重要的是，這裏要說明一個意思：湖南妹子具有非常豐富的個性，無法套進一個模子，可謂姹紫嫣紅，風情萬種。如果用一個“辣”字來作為她們的象征，那一定是指她們的思想品格具有鮮明的特征，即具有強烈的追求和夢想，具有明晰的人生觀和價值觀，能夠分清大是大非，因此具有大致統一的審美傾向和求偶標準。另外，她們身上也體現出湖南人霸蠻的精神。其實，這些思想品質，都集中從她們的先輩唐群英、楊開慧、向警予等人的身上體現出來了。
在近現代的湖南女性當中，有一些人開了曆史的風氣之先。陳衡哲是北京大學的第一位女教授，唐群英是女性中加入同盟會的第一人。丁玲則是現代第一位著名的女作家。湖湘學者彭漱芬教授在《丁玲與湖湘文化》一書中，用了不少筆墨分析這位湖南人的傑出代表所表現出來的個性氣質，並將之歸結為“蠻”、“倔”、“辣”。彭教授認為，這是因為丁玲秉承了湖湘文化的精神。在談到以“辣”來概括的精神特質時，她說“這是湘菜的標誌，也是湖南人秉賦個性的主調”。
熟悉丁玲的人都知道，她對事業的態度是熱情火辣的，待人接物也是火辣辣的。“湖南人的樸實勤奮、火辣熱情、勁直勇悍、好勝尚氣，不怕鬼、不信邪的鄉俗民風，在丁玲身上有最為明顯的標記。”
“辣”，也是倔強的象征。丁玲就是一位倔強的湖南人。隻要她認定是正確的，就一條道走到底，十條牛也拉她不回轉，“雖九死其猶未悔”。丁玲自己說過：“青年時代我表麵溫順之下是掩藏了一種倔強高傲的氣質。”“我這個人有點倔脾氣，湖南人的倔脾氣。”上世紀30年代，上海一家雜誌曾為出版女作家專號向丁玲約稿，她回答說：“我賣稿子，不賣‘女’字。”
彭漱芬教授分析道：“這話頗為‘辣人’，這家雜誌編輯也許並沒有什麼惡意，但丁玲為什麼這麼反感呢?不外乎有這麼些原因：如不願因為女子而接受特殊待遇；也許還有一種想法，即自己的作品與男性作家放在一起，也是毫不遜色的，並不需要‘照顧’。這些都體現了丁玲的‘辣’和‘傲’。”
湖南人是與國際接軌的先鋒。
湖南人的血性和火辣的性格，並沒有衝昏他們的頭腦。哪怕是湖南的軍人，也並非隻逞匹夫之勇。在曾國藩湘軍的將領中，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似乎隻有一個鮑超，他還是個四川籍的將軍。所以說，湖南人豪邁的性情，並沒有影響他們用腦子思考問題。
湖南人愛學習，重思考。由於經過了移民和接納貶官的大融合，湖南的文化具有強大的兼收並蓄的功能。隻要是先進的思想和文化，不管來自何方，不管出處是哪裏，都特別容易影響湖南人。
湖湘文化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隻注重闡述自己的精神內涵，並且從許多源頭來解釋集大成的來由，而沒有確立祖師的權威，沒有嚴格限定香火的延續，也沒有立下任何清規戒律，更沒有形成一個正統學派的小圈子，或者分裂為互相爭執不休的支流。也就是說，湖湘文化在整個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從來就是不拘一格的，它的曆史進程始終處在非排外的包容的狀態之中。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人們對於湖湘文化很難找到明晰的界定，它與其他文化的界限總是那麼模糊，又總是有著那麼多的糾葛，它在一種混沌的狀態中，隨時都準備接受外來文化的滲透和參與。不僅外省人覺得要對湖湘文化做一個概括頗費琢磨，就連湖南人也往往覺得湖湘文化的內涵有些說不清、道不明。因此，人們來到嶽麓書院，不是並且也無法參拜或瞻仰某一位宗師，僅僅是憑自己的靈性，去感受一種文化氛圍，去體會一種文化的精神。
在近代中國，湖南人率先提出學習外國的先進文明，並且率先走出了國門。湖南軍事家魏源首先提出“師夷長技以製夷”，湖南人郭嵩燾是出使歐洲的第一位中國外交使節。
在曾國藩和左宗棠的時代，西洋文明已經憑借武力敲開了中國的門戶。西洋人和日本人在中國傳教、經商、辦工業，霸占並經營管理著租界。湖南的大學者魏源和湘軍的領袖們，包括從湘軍陣營中分支出去的淮軍領袖李鴻章在內，都看到了洋人武力強大，看到了西方工業文明對於富國強兵的實用價值。另一方麵，他們知道中國處在多事之秋，擔心洋人插手中國的內戰。
在湘軍攻下安慶之後，胡林翼到曾國藩那裏住了幾天。胡林翼要搭船回武昌，曾國藩把他送出安慶南門外的碼頭。他們看到，萬裏長江，夕陽映照，江山如畫，湘軍水師的戰艦正在緩緩由下遊向上遊航行。兩人正得意於風卷軍旗如畫的豪邁境界，隻見洋人的軍艦從下遊飛速駛來，鳴著汽笛，轉眼就超過了湘軍水師的戰船。軍艦上，烏黑的大炮閃閃發亮，外國的旗幟迎風招展。洋人的軍艦掀起的巨浪竟將湘軍的一艘戰船掀翻。湘軍水師忙於跳水救人，而洋艦上的水兵則在哈哈大笑。長江是中國的母親河啊，洋人的軍艦如此耀武揚威地橫衝直撞，有血性的中國人見到這樣的場景，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胡林翼看了一會兒，突然口冒鮮血，昏倒在地。
胡林翼醒過來的時候，對曾國藩說：“太平天國好對付，難對付的隻怕是這些洋人啊。魏源在《海國圖誌》裏提出的‘師夷之技以製夷’，看來不能再等待了！”胡林翼受了刺激，回到武昌後沒幾天就去世了。
湖南人胡林翼在去世前感到緊迫而提出的問題，就是要搞洋務運動，他應該是清朝第一個提出這個想法的官員吧。曾國藩即刻采納他的建議，開始“師夷長技”，開辦軍械所，製造洋槍洋炮。後來，安慶製造局成為洋務派興辦軍事工業的起點。
曾國藩引進外國的技術製造槍炮，為進攻太平天國的都城天京做準備。在安慶，他接見了從海外回來的容閎，叫他立即去上海籌辦江南造船廠，放手發展洋務。他還派人去蘇北尋找在高郵任知州的魏源商量大計，可惜魏源早已自動棄職回邵陽老家去了。
曾國藩雖然沒有找到魏源，仍然和李鴻章一起倡辦洋務運動。他讓李鴻章自創淮軍，全部配備洋槍洋炮，並且采用“泰西陣法”，對軍隊進行了改革。
左宗棠的開放意識似乎比曾國藩更強。他向洋人貸款平定西北，平定新疆，引進德國的設備開創西北近代工業。在這之前，他已在東南沿海開設了福建造船廠，修建了馬尾軍港，建立了南洋水師，李鴻章的北洋水師還是在南洋水師之後建立的。
晚年的曾國藩行動不便，常常坐在地球儀前出神默想。有一幅圖畫，上麵是曾紀澤兄妹陪伴父親看地球儀的情景。不管曾國藩在想著什麼，他的眼光在搜索中國以外的世界，在欣賞藍色的海洋，卻是無可置疑的。曾國藩看著外麵的世界在想著什麼，從他奏請派遣第一批幼童出國留學就可以猜出端倪。可以說，這是曾國藩繼讀書人帶兵打仗、創建一支強大的地方軍隊之後，第二次開風氣之先了吧。而這一次的開創，更需要開闊的思維、開放的心態，以及創新的勇氣。
不過，魏源、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等人都沒有看到的是，外國列強的政治製度和社會結構相對於中國的封建王朝而言所具有的優越性。而日本人卻在大致相同的年代，在從1868年開始的明治維新之前，就不僅已經看出了西方科學技術比自己發達，而且也看到了西方的政治製度勝過了他們的封建政治，因而在努力地學習和模仿。因此，日本很快就走在了中國的前麵。
令人欣慰的是，湖南人不久就看到了自己認識中的局限性。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湖南人出國留學成風，其中以到日本留學的居多。湖南人發現，中法戰爭，中國打勝了，也要割地賠款開通商埠。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打輸了，更要割地賠款。頭腦清醒的湖南人對清廷失望了，不再對愛新覺羅的子孫抱有任何幻想。
曾國藩、李鴻章和奕訢經營了幾十年的洋務運動，經過甲午戰爭的喪師折艦、割地賠款，竟然全部破產。洋務運動耗費了中國將近三十年積累的國家財產，單純地追求船堅炮利，卻不去觸動落後的政治製度和封建思想。甲午之後，中國人痛定思痛，維新思想開始興起，甲午是中國人特別是湖南人思想革命的一個轉折點，湖南人開始把更大的熱情傾注於國家的存亡。
用西方科技武裝起來了的日本，是中國最大的威脅，而日本又是中國必須認真審視的國度。日本，同樣是被歐美列強用軍艦和大炮打開國門而走上維新變法之路的。從明治維新開始到甲午戰爭，不到一百年，日本就躋身世界經濟軍事強國的行列。日本為什麼會在短時期內走上富強之路，個中奧秘有待中國人探尋。
甲午戰爭後，許多中國人，其中特別是湖南人，提出要像越王勾踐臥薪嚐膽那樣，到我們敵人的國度去學習。這不僅符合曾國藩和李鴻章提倡的“好漢打脫牙和血吞”的精神，也符合“師夷長技以製夷”的主張。去日本留學有幾個好處：路近，省錢，文字困難小，是培養學貫中西人才的捷徑。
湘軍將領劉坤一和曾國藩的學生李鴻章向朝廷奏請派學生留日，同時開辟了官費留學與自費留學兩種途徑，這兩種方式至今仍被沿用。毫無疑問，這是對外開放的一個舉措。1896年，清廷派出第一批留日學生十三名，此後赴日留學成風。湖南理所當然地成為留學熱中最著名的省份。
1904年，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總計有二千三百九十五人，其中湖南籍學生占了三百七十三名，大約每六個中國留學生當中就有一個湖南人。1910年一年中，湖南留日學生達到兩百人。他們當中有後來在辛亥革命和國民革命中成為中堅力量的黃興、蔡鍔和宋教仁等。另一些著名的湖南人程潛、譚延闓、熊希齡、楊度和陳天華也都是留日歸來的。當年湘軍血戰疆場的時候，這些人還是稚童，如今他們作為湘軍的後代，為了探尋拯救中國的道路，采取了另一種鬥爭的方式，踏出國門留學，日後，他們將成為國之棟梁，成為中國前途的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