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很少發生戰爭，即便有，也是小規模的，其民安足，善於積聚。四川人有錢，會過日子，但並不以善於經商而著稱，那是因為他們沒有交通上的便利。蜀道難，難於上青天。
湖南卻不一樣，《史記·貨殖列傳》說，湖南湖北一帶，地廣人稀，飯有稻米，菜有魚湯，地廣人稀，可以火耕種植旱地作物，也可以養殖水產，蔬果和魚蝦，不用去買就能滿足需求。這裏的田地足夠供人種植糧食，沒有吃不飽飯的擔憂。湖南人是勤勞的，曆史上少凍餓之人，也無千金之家。這是因為戰禍頻仍，積聚了財富未必很安穩，既沒有經商的便利，也沒有經商的動力，所以湖南人不愛財，不重利，也不想把自己的家園建設得多麼富麗堂皇。
湖南人不重利，重什麼？重功名。功名是榮譽，能給餓不死也發
不了財的人帶來很大的滿足感。可是，功名是很難博取的。湖南古屬南蠻，湖南人在朝廷裏沒有背景，北方王者之氣的時代，湖南人要爭功名是先天處於劣勢的。何況，本地話外省人很難聽懂，就連和朝廷裏的皇親國戚溝通起來都有困難。唐朝以前，湖南很少出大官，很少出大將，也很少出大學問家。湖南人去搏，做的都是無效勞動。於是這裏的人形成一種穩妥的觀念：人生在世，唯耕與讀。這也可以叫做耕讀文化。一邊種田，一邊讀書，充實了自己，可進可退。進可以謀取功名，退不至於餓凍妻兒父母。這種耕讀文化，大約就是湖湘文化最安定的因素了，它是湖湘文化在太平盛世中的表現形式。
由於耕讀文化的影響至今仍然存在，所以任何人都不能小看湖南的農民。湖南的村夫野老之中，常可見到一些見識不凡的隱者，他們知書達理，博古通今，隻是不願走出農耕生活來到繁華的都市爭名利。
湖南人在太平盛世唯有耕田讀書，但是一旦遭逢亂世，當入世濟用建立功名的機會擺在麵前時，湖南就會變成一塊熱血沸騰的熱土。這時候，屈原的遺產就會被湖南人拿出來擺在祭壇上。他的憂患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就會點燃湖南人心中的烈火。
屈原的精神有一個層麵叫做忠君愛國，深深地影響著入朝為官的湖南人，包括清末的曾國藩。這個層麵強調對君主的忠心，至多隻能容得下受委屈的牢騷，而容不下反叛的精神。因此，屈原至死也不恨楚懷王。而曾國藩在勢力最強盛的時候，盡管有一個王闓運運用自己畢生琢磨出來的帝王學，竭力勸說他與清廷分庭抗禮，甚至與太平天國聯手，替漢人出頭，滅了愛新覺羅家族，但曾國藩為了保持一生的“清譽”，認為不能聽信王闓運的勸告，而連聲對他嗬斥道：“狂妄！狂妄！狂妄！”
曾國藩並非對王闓運的勸說毫不動心，他的軍隊在攻占集賢關後，將近一個月沒有進攻安慶；在攻下安慶之後，他又遲遲不肯東援；這些也可以解釋為他在給朝廷臉色看，但至少也說明他對朝廷不信任自己感到非常惱火。他沒有像屈原那樣對朝廷懷有幽怨，他不會像手無兵權的三閭大夫那樣對朝廷的態度像婦人一樣軟弱。而他在與王闓運長談之後夜不能寐，就隻能說明他正在內心做一種選擇了。
曾國藩在忠君和造反之間選擇了前者，很明顯的一個原因是：他的軍隊是在鎮壓造反者中起家的，他本人以“正統”自居，因此他很難在短時期內完成從鎮壓造反者到造反者的角色轉換。當然還有其他許多複雜的原因。有人說，他信奉儒家思想，怎樣和信奉上帝的太平軍合作，是一個很大的難題。有人則說，他是被聖人禮教的浮名所累。還有人說他的選擇是基於一種民本思想，他希望國家早日恢複安定，因為有那麼多洋人對中國虎視眈眈。他認為中國必須在和平環境中興起洋務運動，增強國力，改善民生。
把忠君和愛國相提並論，隻是湖湘文化的一個層麵。在另一些層麵上，隨著唐宋貶官文化在湖南與屈原的情懷相結合，形成了一些氣候，湖南人就有了憂國憂民甚至叛逆的心態。隨著時代進步，屈原與曾國藩身體力行的忠君，與愛國主義發生矛盾的時候，就被後來的湖南革命黨人勇敢地揚棄。因此，湖南成了一塊革命的熱土。
湖南人在和平歲月滿足於種田與讀書，很有點世外桃源的味道，在兵荒馬亂的亂世，則忙於博取功名，對於財利的追求，就隻好放在一邊了。耕讀文化與功名精神，都貫穿著始於屈原的愛國主義和血性的遺傳，因此無論在哪一種世態下，湖南人的心態都是積極的。耕讀文化是比較靜態的，但因為讀書，湖南人即便在靜態中也總是有一顆蠢蠢欲動、不甘寂寞的心，而功名精神則是一種劇烈的動態，湖南人在這種形態下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負。這兩種形態的生活方式，可以隨著世態而轉換和調整，卻不會割斷其內在的一脈相承。
清代以前，湖南人在耕讀文化的形態下生存了很長的時間。隨著歌頌湖南山水的名人增多，隨著湖南出人才的現象得到外省人的肯定，湖南人心裏逐漸多了些自誇的豪情。中華民族兩個始祖的陵墓都在湖南，七次大的移民帶來了域外的文化，使湖南人潛移默化了。湖南人的寂寞在悄悄地緩慢地解凍。在這個過程中，人才的基因通過一代又一代的遺傳和教育增強著它的信號，直到博取功名的時機來臨，人才便如火山噴發一樣潮湧而出。
左宗棠的個人經曆，仿佛是湖南人才現象的一個縮影。左宗棠在和平年代，是個高才博學卻屢試不中的書生，恨透了科舉製度，在老家教書為生。他懷才不遇，隻得在家中關注國家大事，尤好鑽研地理氣候，以“當今諸葛亮”自許。他到四十多歲還是一介布衣，隻能選擇耕讀文化下的生活方式。但是，當太平軍打到湖南來的時候，他就得到了博取功名的機遇。
左宗棠關心天下事，自然讀過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製度》，覺得“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處不飽暖”的提法，很對他的胃口。他在太平軍進入湖南以後，尋到長沙城外的太平軍軍營中，想要見識一下這支軍隊，並且有幾分想要投靠的意思。同時，他聽說太平軍在所到之處焚燒宗廟，把土地文星菩薩全部打倒，認為這是滅絕傳統，斯文掃地，決定提醒太平軍的領導人，不要把傳統全盤抹殺。但是，太平軍中那些貌似求才若渴的王爺和將領，根本沒有把他這一介布衣放在眼裏，當他指出分封諸王的做法和推翻儒教的提法不妥時，便被逐出軍門。因此，他認為太平天國難成氣候，便又回到了老家湘陰。
太平軍攻打長沙時，湖南巡撫張亮基新官上任，剛剛接掌長沙防務。江忠源向他提出一個大膽的建議，他居然照辦了，結果對曆史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他決定把左宗棠請到衙門來協助辦理軍務。他的這個決定，為湘軍安排下了日後的一位重要將領。
左宗棠接到張亮基的邀請，並不願意出山。他既然自比諸葛亮，自然記得孔明先生是要別人三顧茅廬才去效力的。張亮基沒有三顧茅廬，卻用了江忠源的計策。江忠源說，左家和前兩江總督陶澍的兒子陶桄是姻親，如果想見左宗棠，不妨先把陶桄折騰一番。於是，新任巡撫以征集軍費為由，責令陶桄出資二萬兩銀子用於城防。陶家到哪裏去弄這麼多銀子呢？既然拿不出，巡撫大人便將陶桄扣在衙門，通知他家人拿銀子來贖。這一來，陶家就中計了，趕緊派人跑到湘陰柳莊，找左宗棠想法子救人。
江忠源這一招果然激怒了左宗棠。他說：“巡撫衙門怎麼可以這樣橫蠻不講理？”他氣衝衝地跑到長沙找巡撫評理。張亮基大喜，接住他說：“請你請不來，隻好用計把你賺來了。”張亮基一副禮賢下士的風範，江忠源在一旁幫腔，左宗棠也就拉不下臉來拒絕了。何況，他骨子裏渴望能在官場上博取功名。他留在衙門做了幕僚，立刻和眾人一起籌劃長沙城的防務。
從此，左宗棠開始了他在湘軍中的戎馬生涯，直到成為朝廷的封疆大吏和一代名臣。
左宗棠的這段故事，形象地說明了湖南人才厚積薄發的過程。同時，左宗棠一生的為人，也對湖南人輕財利重功名的價值觀，做了一個很好的詮釋。
左宗棠的故事隻是一個縮影，幾乎所有的湖南人，都極為重視讀書。“文革”中遭到重點批判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在湖南人看來，卻是天經地義的價值觀。
湖南出人才，首先是因為湖南人看重人才。湖南人都不想被同鄉看不起，因此都在成材的路上飛奔。在湖南，一個身無分文的大學生，不用擔心喝不到水吃不上飯。所以有人冒充大學生騙取錢財，屢屢得手。湖南人特別尊重讀書人，嗬護讀書人。隻要你是讀書人，你可以不幹農活，可以不做家務，家裏人和街坊四鄰都會諒解。越是讀書少的人，越是對讀書人恭敬有加。讀書人再窮酸，湖南人也會看好他的前程。湖南這個地方，就是讀書人的天堂。
事實上，湖南曆史上所出的人才，沒有一個不是讀書讀出來的。湖南人知道，家鄉的讀書人給湖南人在全中國人麵前長了臉麵。湖南人相信，隻有發狠讀書，人生才充滿了光明和希望。你瞧曾國藩和左宗棠，不是靠著文章道德，才成為了將相名臣？你看黃興、蔡鍔和宋教仁，不是遊學四方，才成為民國的開國元勳？你看毛澤東和劉少奇，不是因為博覽群書，才成了中國的偉人？就是打仗也要多讀書啊，不讀書，怎麼在戰場上運籌帷幄，算無遺策！湖南人的價值觀，很單純，很樸素，又是多麼地實在！
湖南人見麵的寒暄，不論男女，問得最多的不是對方買了什麼、吃了什麼、賺了多少錢，而是這樣一句話：“你家崽女會不會讀書羅，成績好不?”要是孩子學習成績好，家長會覺得特別有麵子，要是孩子學習成績不好，會成為家長最大的心病，被人家問及，往往有不好啟齒的痛苦。湖南人全力以赴支持後代的學習，哪怕家裏很窮，也會節衣縮食，把所有的餘錢拿去給孩子買書，請家教。如果孩子不愛讀書，那就是家門最大的不幸，再富裕的家庭也會自認倒黴。學習好的孩子，就是家裏最大的財富。湖南人認為，在孩子身上搞智力投資，回報是最高的。
家庭是如此，社會也是如此。整個湖南的風氣，都是非常地重視教育。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湖南人同等地重視，而隻要國家一天沒有改變考試製度，湖南人就一天不會放鬆對孩子的應試教育。湖南的中學教師們會對學生講：“題海戰術不搞不行，不做幾箱書的題目，能考上大學才怪!”教師們看重的是升學率，而家長們對孩子唯一的希望就是升學，大家的目標是一致的。湖南的重點大學太少，高中畢業生就指望著考上外省的重點大學，可惜名額太少，競爭激烈，沒有過五關斬六將的本領，湖南的畢業生就隻能屈才了。
湖南妹子的價值觀，和社會保持著高度的一致。她們想嫁的男人，一定是要有真才實學的。湖南的妹子，凡是家裏有條件的，本身都會爭取多念書，這就使她們擇偶的標準提到更高的水平。在她們的鞭策之下，湖南的男性學子們，不得不勇攀更險峻的高峰。
湖南妹子找男朋友，無論是她本人還是她的父母，都不會嫌棄窮寒人家發奮讀書的男孩子。父母甚至會鼓勵自己的女兒去找這樣的小夥子談戀愛。才子佳人，仍然是多情湘女的擇偶模式和理想。湖南妹子眼裏最大的不幸，莫過於嫁了一個沒有本事的男人。她們和男人一樣，看重的不是財利而是功名。
吃辣椒為什麼成為精神的象征？
耕讀文化和吃苦耐勞的習慣，培養了湖南人對物質生活的簡單化，他們隻要有簡陋的房舍遮蔽風雨和烈日，隻要有必須的食品來果腹，就已經十分滿足了。
湖南人必須的食物，隻有大米和辣椒。
湖南人吃辣椒，吃得很厲害。沒有辣椒，湖南人吃不下飯。吃不到辣椒，湖南人會生病。
甜酸苦辣鹹，五味之中，辣最鮮明。湖南人隻要有辣子，就會覺得生活裏充滿了陽光，足以抵擋氣候的陰冷。
湘菜的特色就是辣。湖南有句俗話：“無辣不成宴。”湘資沅澧，雞鴨魚肉，蔬菜羹湯，沒有哪一樣菜裏頭是沒有辣椒的。
湖南的辣椒，要麼是紅紅的一堆，象征著湖南人的熱情；要麼是綠汪汪的一片，好似三湘四水的碧波和湖南人的款款深情。那些形狀瘦削尖利的紅辣椒，叫做朝天椒，是劇辣的品種。湖南人把它剁碎了醃來吃，是所謂的剁辣椒，可以用來蒸雞蒸魚，也可以放到湯麵湯粉中調味，或者幹脆光口吃。把朝天椒曬幹了碾成粉末，是所謂的幹辣椒，炒菜時都會習慣性地放上一把。湖南的廚師，如果叫他們在炒菜時不放辣椒，他們就傻眼了。
應該說，湖南人和中國其他省份的人一樣，本來是不吃辣椒的，不是不吃，而是沒法吃到，因為辣椒是舶來品，原產南美洲，17世紀才傳入中國。在此之前，湖南自然沒有辣椒，和貴州與四川兩省一樣，湖南隻有花椒。屈原《離騷》、《九歌》中所說的“雜申椒與菌桂兮”、“莫桂酒兮椒漿”，其中的“申椒”和“椒漿”都是花椒。
既然辣椒不是湖南人傳統的食品，那麼，當辣椒傳入中國後，湖南人開始將它當作必須的食品，就說明這是湖南人的一種非常自覺的選擇。
湖南人選擇了吃辣椒，通常被認為是氣候的原因。但是，在辣椒傳入湖南之前，湖南人已經在這塊土地上生活了幾千年，沒有吃辣椒也能適應這裏的氣候，為什麼會在兩百多年前一定要選擇吃辣椒呢？
其實，湖南人吃辣椒，是因為湖南人曆來就討厭寡淡或甜膩的口味，並且長期習慣於香濃刺激和鹹味很重的菜肴。中國科學院在上個世紀90年代公布過一份關於湖南人飲食習慣的研究報告，認為湖南人的飲食結構不合理，不大符合健康標準，其中有兩個結論，其一是湖南人攝取的鹽份比其他省份的人高出兩個百分點，其二是湖南人偏食，例如肉類食物中偏愛豬肉，而很少吃牛肉、羊肉等其他肉類。
有意思的是，在我的印象裏，中國科學院僅僅發表過一份關於湖南人飲食習慣的研究報告，而對其他省份居民的飲食習慣卻未表現出如此的關心。是不是科學家們特別關愛湖南人的身體健康，或者是想從飲食結構中找出湖南人才輩出的秘密？
且不管科學家們的初衷如何，但他們得出的結論，的確是非常中肯的。即便是在飲食這樣非常生活化的問題上，湖南人也表現出了霸蠻的性格。首先，湖南人偏食，在飲食上固守地域習慣，很難接受其他的風味。口味也偏，重鹹輕甜，因此攝入了過多的鹽，而鹽這種東西，據現在的研究結果，是容易導致高血壓的。湖南人口味重，花椒、桂皮、茴香子、八角、丁香花蕾，五香都喜，愛辛辣，薑、蔥、大蒜、紫蘇，無一不愛，甚至往往在一樣菜式中，將各種刺激性佐料都放齊全，還嫌不夠刺激。既然有這樣的追逐刺激的口味，一旦發現了更加刺激的辣椒，誰還舍得放手？
在耕讀模式下生活的湖南人，日子顯得有些平淡，在飲食中加入刺激，可以使生活變得有滋有味。現在的人們看鬼片，看驚悚小說，也不過是為了在平淡的生活中增加一些刺激的調味品，使精神不致麻木。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省際交往和流通的增強，湘菜走出了湖南，走出了中國，以它無比刺激的口味，受到了廣泛的歡迎。瀟湘菜館、毛家飯店、紅太陽酒家，開遍了全國，並且是天天座無虛席。石家莊有一家餐館叫“將軍府”，經營的是湘菜，據說是當地生意最紅火的酒家。
於是，辣椒在湖南紮根的曆史不到三百年，卻在這裏找到了大肆繁衍的市場，並且隨著湘菜的傳播，逐漸繁衍到全國。在湖南境內，你找不到一個不吃辣椒的地方。湖南人認為，辣椒有助於禦寒，有助於刺激寡淡的口味，提升衝動的血質。火熱的氣候和火熱的辣椒，與湖南人火辣的性格相互映襯。
最重要的是，中國任何一個吃辣椒的省份，都沒有像湖南一樣，把辣椒當作湖南人精神的一種標誌。辣椒傳入湖南的時候，湖湘學派剛剛形成並開始授業。也許是這種巧合，使辣椒在湖南有了精神上的意義。那時候，王船山正在倡導“知行合一”。大約湖南人把吃辣椒當成了與自己的理性相吻合的一種行為了吧。
也許不純粹是巧合，辣椒傳入中國以後，在食辣核心圈裏的湖南、四川地區，出現了一大批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叱吒風雲的人物。四川一帶先後出現了劉光弟、鄒容、楊銳、向楚、張瀾、彭家珍、蒲殿俊、吳虞、郭沫若、陳獨秀、鄧小平、朱德、陳毅、劉伯承、聶榮臻、張愛萍，湖南一帶則出現了魏源、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陳寶琛、黃興、蔡鍔、宋教仁、陳天華、焦達峰、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羅榮桓、任弼時、林伯渠、李富春、鄧中夏、何叔衡、李立三、陶鑄、胡耀邦。
於是，近代史學家提出了中國的辛辣文化圈理論。一位學者指出：以往傳統認為食辣主要是去濕驅寒，現在最新研究表明，冬季日照少、潮濕而寒冷是形成辛辣重區的主要環境因素。辣椒因環境而具有生命力，而辣椒又賦予了食辣者革命情懷。
黃永玉在嶽麓書院主持千年論壇時，專門談到了湖南人的辣性子：“有時候我的朋友們開玩笑說，生物有遺傳因子，遺傳基因。曆史也有曆史的經驗，但曆史光是經驗嗎？曆史有沒有遺傳基因呢？”
黃永玉說：“很多地方都能找到例子。不是骨肉的遺傳基因，是個奇妙的曆史基因遺傳現象。當然我現在想講的不是我不熟悉的山西省。我想講的是湖南我們自己的故鄉。我覺得我們湖南和我們湖南人以及山水都有頗特別的地方，長沙火車站、天然巧合那一個火炬紀念塔，給外省人的觀感就是一個辣椒。紅極了的辣椒。社會效益比原來的火炬還要好，恰好道盡我們湖南人的精神。”
黃永玉就曆史的基因學說繼續借題發揮：“‘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是自古就有的。有抱負，有理想，置自身悲歡於不顧，這不是哪一個家族遺傳基因的問題。所以我跟朋友開玩笑地說，遺傳基因之外還有個曆史基因的問題。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曆史的經驗當然值得注意，曆史的基因，至少是個值得有興趣的問題，近百餘年來，湖南出了那麼多驚天動地的風雲人物，曾國藩、左宗棠、譚嗣同、黃興、熊希齡、毛澤東、劉少奇、胡耀邦，還包括朱德同誌。朱德老人家原來也是湖南人，這些老人家的過世，於是有的人就說，湖南的氣數盡了、完了，風水轉了。沒有想到幾年以後又出了一個曆盡折磨的能幹的朱鎔基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