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為什麼可以自命不凡？
我是湖南人。
短短的五個字，說出來，是為了向外省人介紹自己的籍貫。
在我初次見到外省人，說出這短短的五個字時，我無法揣度會在對方心裏引起怎樣的反應。但我知道，這反應是一定存在的。將心比心，如果我自己聽到對方自我介紹“我是北京人”，我會想到天安門、故宮和中南海，想到北大和清華。如果對方說“我是西藏人”，我腦海裏會浮現出布達拉宮的神奇。如果對方說“我是山東人”，孔子的畫像和泰山的巍峨就會躍然眼前。“我是河南人”會令我聞到牡丹的花香，聽到少林寺虎虎生威的拳棒吆喝。“我是重慶人”會令我回味火鍋的麻辣與解放碑的群芳。“我是上海人”會喚起我對外灘和南京路上燈光幻景的聯想。“我是東北人”會在我眼前展示長春的故宮和哈爾濱的冰燈……總之，我知道，“我是湖南人”這句話，一定會使對方想起些什麼。
第一次聽到外省人明確說出對“我是湖南人”這句話的反應，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某一天。那次我去山東的煙台，參加一個全國的中青年翻譯工作者會議。我在煙台站下車後，先上一家小館子去填飽肚子。餐館服務員是個女孩，從我的口音聽出我不是本地人，好奇地問我來自哪個地方。於是我說了：“我是湖南人。”
女孩反問一句：“湖南？”然後眼神顯出了茫然。顯然，這是個很少讀書看報的女孩，對湖南是完全陌生的。然而，過了一會兒，女孩的眼睛有了神采，她若有所悟對我說道：“我想起來了，湖南就是那個流行二號病的地方！”
的確，那段日子，全國的報紙、電台和電視台，都在報道湖南的嶽陽出現了二號病，並宣稱政府已經采取了嚴格的防範措施。遠在渤海之濱的餐館女服務員對湖南所有的那點可憐的印象，完全來自關於
二號病的新聞報道。她是一個天真的女孩，當然無心傷害我，但她對
我家鄉的描繪，的確令身處異鄉的我十分尷尬。我坐在餐桌旁好一陣發愣，頗有顏麵無存的感覺。我甚至猜想，餐館裏的所有人，會不會害怕我身上藏著可怕的病毒，會給他們帶來致命的禍害。
我草草地吃完飯，趕緊離開了那家有人將湖南與二號病劃上等號的餐館，急匆匆地趕到了接待會議的賓館。
這次遭遇使我第一次意識到，一個湖南人走出了湖南，他以湖南人的身份，在外省人心目中獲得怎樣的評價，對他的自信和尊嚴，具有極為強烈的影響。
幸運的是，那一次在煙台，見到其他與會者之後，我心裏為自己是湖南人而感到的不安，漸漸地為一種自豪感所取代。作為來自湖南的代表，我受到了全體與會者的歡迎。代表們大部分來自全國一些高等院校，是在業餘從事翻譯工作的外語教員，而我則服務於因大膽出版外國文學譯著而在全國頗負盛名的湖南人民出版社。改革開放以來，提起這家出版社，中國的翻譯家和外國文學愛好者有口皆碑。每天晚上，我住的房間都會人客如流，教授和講師們將一摞摞譯稿交給我，交口稱讚湖南出版者的眼光、魄力和工作效率，希望我能代表出版社接納他們的書稿。
湖南的出版業，在改革的歲月裏引領著開放的風氣，一直是湖南人的一個驕傲。“出版湘軍”一度是湖南各項事業中的一枝獨秀。十年“文革”之後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出版工作會議，就是在長沙舉行。時任湖南省出版局局長的胡真先生，首次在會上提出地方出版業要“立足本省，走向全國，放眼世界”，為湖南出版業展示了敢為天下先的精神。這個方針的確立，使湖南的出版事業迅猛發展，在全國贏得了豐足的稿源和無數的讀者，為十年浩劫之後的著作界和讀書界帶來了嶄新的氣象。
湖南的出版業與時俱進，成績斐然，使我在煙台的那次會議上滿麵風光，一掃心頭因為二號病插曲而滋生的陰影，第一次比較集中地了解到，“我是湖南人”五個字，會在外省人心中引起多麼積極的反應。
從那以後，我對外省人說出“我是湖南人”之後，再也沒有遇到令我哭笑不得的尷尬。我得到的所有反應，都是非常令人鼓舞的，與湖南在中國應有的地位十分相稱。
我第一次到北京，那裏的朋友告訴我，在北京，我不必為我說的普通話帶著湖南話的腔調而不安，因為這種腔調會使我受到尊重。理由很簡單，曾幾何時，這種方言與來自中國最高層的語音同出一轍，而北京人對這種語音是非常熟悉和敏感的。我恍然大悟：的確，在毛澤東時代，還有什麼方言比兩位主席的鄉音更具有權威感呢？何況，另有許多操著這種語音的人，在京城裏身居高位或要職，他們的同鄉，自然會得到人們的尊重。
後來，我從《湖南人的精神》一書中，看到了類似的說法。這本書的作者說，他在很久以前聽到過這樣一個調侃的笑話，住在北京的老人叮囑一些肝火很旺的年輕人：“你們上街碰上湖南口音的老人，千萬不要惹惱他們。別看他們有的是拄著拐杖踽踽而行的老頭兒，有的是提籃買菜的老太太，但說不準這人不是前清遺老，就是辛亥革命先驅，要不就曾是共產黨的大官，或者是被統戰的國民黨頭麵人物，至少也是民主人士中的名流……”
在湖南接待外省人的經曆，使我徹底明白了“我是湖南人”會在他們腦子裏引起怎樣的聯想。對於我的外省朋友們而言，瀟湘境內，最吸引人的是哪些景點？不是自然風光，不是城市建築，也不是公園或遊樂場。他們總是把探究的眼光，投向那些具有深厚人文背景的景觀。他們喜歡觀察韶山衝的風水，思索著它是怎樣孕育了中國最偉大的人物。他們也愛研究花明樓的格局，想象著另一個偉人是怎樣從這裏吸收了靈氣。他們看著烏石的那所樸實無華的庭院，感歎它是如何養成了一位大元帥無比的威猛和過人的誠實。他們說，韶山、花明樓和烏石相距如此之近，竟然在同一時代出了三位巨人，這裏的山水為什麼如此神奇？
山不在高，水不在深，有龍則異，有靈則名。湖南有太多的地方，原本是窮鄉僻壤，卻因傑出的人才名聞遐邇。王夫之的石船山，魏源的隆回，譚嗣同的瀏陽，曾國藩的荷葉塘，左宗棠的柳莊，黃興的涼塘，蔡鍔的邵陽，賀龍的桑植，沈從文的鳳凰，胡耀邦的蒼坊，我都無法帶領客人們一一造訪。我隻能把他們領到嶽麓書院，讓他們親眼一見“惟楚有材，於斯為盛”的門聯。對於他們，這門聯仿佛是一個謎麵，而他們一旦跨進嶽麓書院的門洞，也許就能找到令他們百思不解的謎底：湖南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地方，為什麼會在長達二百多年的歲月裏，不斷地湧現出這麼多的人才？
對於這個問題，湖南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做出解答。也許，湖南人謙虛為懷，不好意思去做自誇的文章。也許，湖南人太忙碌，無暇去探究自己成材的原委。隻有一個楊度，把湖南人提到了“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的崇高地位，但對於為什麼湖南人對於中國具有如此生死攸關的意義，卻沒有去做理性的分析。但是又有一個譚嗣同，往湖南同胞的頭上澆了一盆冷水，說湖南人麵對外省人的吹捧，要警惕自己的“虛驕”。倒是一些卓有見識的外省人和外國人，試圖從人種、曆史、文化、地理諸多方麵，為湖南人才輩出的現象尋求合理的解釋。例如譚其驤先生和錢基博、錢鍾書父子兩代學者，在這方麵發表了很精辟的見解。他們的觀點，為湖南人認識自己提供了理性和客觀的依據。
可喜的是，近年以來，在現代商業意識的衝擊下，湖南人懂得了應該自覺地樹立和珍重自己的品牌形象，而這樣做的前提，就是必須對自身做一番透徹的研究。自從唐浩明先生的力作《曾國藩》問世以後，湖南人對自身的研究就有了很好的發端。這部曆史小說發行一百多萬套，在全國重新引起了對湖南人才現象的密切關注和思考。接下來，周興旺先生的《湖南人憑什麼》和唐徽先生的《天下湘軍》，也對湖南人的秉性和曆史傳承做了非常有益的探討。當代的湖南人開始在追根溯源的查考中認識到自己先天具有的優勢，找到了自己在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中的定位，並且通過傳媒把對自己的認識向本省和外省的同胞們宣講。
其實，湖南人一旦意識到自我展示的重要性，隻要條件允許，是善於宣傳自己的。湖南電視台通過衛星轉播以後，讓湖南人走進了更多外省人的心裏。電視媒介展現了湖南人才輩出的現象，也展現了湖南電視人自己的風采。我再也不用擔心外省餐館裏做服務員的女孩對湖南人缺乏正麵的認識。“我是湖南人”一出口，她們會興奮地和我談起《超級女聲》、《快樂大本營》和《真情》，以及金鷹節的盛況。我發現，在海南一個最偏僻的漁村裏，足不出戶的老人們也對湖南有所了解，大兵主持的《誰是英雄》吸引了他們的眼光。可惜大多數外省人並不知道，湖南電視台那些沒有通過衛星轉播的頻道，還有更多的精彩。
和外省人交往二十多年，我已經明白，外省人對湖南最感興趣的是這裏不斷湧現的人才。而通過湖南人對自身的研究，我又明白了，人才是湖南的品牌，湖南的驕傲。湖南人的精神世界，令外省人心折和向往。但凡有見識的外省人，都會感歎地說：“你們湖南是個出人才的地方！”
這種話，湖南人似曾相識。除了朱熹的那句名言之外，還有人說過：“江山代有人才出，惟此第瀟湘之盛。”“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淵藪也。”
在外省人羨慕的眼光裏，天生而為湖南人，是我們的幸運。湖南人也許缺乏創業的資金，缺乏大把的機遇，缺乏生活的情調，缺乏悠閑的心境，缺乏豐富的物產，但這一切，隻要有人才，都可以創造出來。我們仍然是最幸運的人，因為湖南人引以為傲的，不是身外之物，而是自身的素質，我們所需的一切，都在自己身上。我們生長在一個盛產人才的環境，擁有催人奮發向上的精神傳承。成功之路一直就在我們腳下，隻要我們踏踏實實地走下去。
一個湖南人，隻要他願意努力，他就一定不同凡響。
他是一代又一代傑出人才培育出來的湖南人，他的身後鏈接著許多令天下人崇仰的名字和業績，他的身旁站立著許多給他的家園帶來光榮的同鄉，因此，他可以自命不凡。
湖南人的血性造就了大批的人才。
什麼是血性？
解答這個問題並不難，湖南人已經用自己的行為，做了圓滿的回答。
為了自己的追求，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拋頭顱灑熱血，這是血性。
藐視困難，力挽狂瀾，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也是血性。
好漢打脫牙齒和血吞，屢敗屢戰，百折不撓，這還是血性。
不盲從，不苟且，敢於挑戰權威，敢於開創風氣，以開放的心態麵對整個世界，善於吸收先進的文明，這又是血性。
“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湖南人最傑出的代表毛澤東，用氣勢宏大的詩文，為血性做了最好的解說。
按照這樣的標準來衡量，考諸湖南人的種種壯舉，可以說，湖南人是中國最有血性的一族。
湖南人的血性，在曆史上留下了大量震古爍今的例證。
生活在晚清的湖南人魏源，是一位大思想家。他以天下為己任，講求經世之學，力圖以此謀求富國強民。遵照友人林則徐的囑托，根據林則徐主持翻譯編纂的《四洲誌》，參考曆代史誌及兩人的筆記，編輯《海國圖誌》一百卷。這部書率先介紹西方各國曆史地理狀況，主張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提出“師夷之長技以製夷”，使魏源成為中國近代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的先行者。
曾國藩隻是一介儒生，身為一名文官，從來不曾帶兵打仗。他坐在南嶽衡山七十二峰之一五老峰下的荷葉塘老宅裏為母親守孝的時候，聽說太平軍攻克了嶽州，正順流直指九省通衢的武漢三鎮。於是他模仿明代戚繼光組編軍隊的方法，點起一千兵將，開始編練湘軍。等到羽翼稍微豐滿，他領兵出征，屢戰屢敗，屢敗屢戰，最先創立了“無湘不成軍”的格局。
左宗棠為了從俄國人手中收複伊犁，以將近六旬的高齡，命手下八名彪形大漢抬著一口為自己準備的南方特有的黑色棺材，從肅州出行。四百名威風凜凜的親兵在前麵開路，四百名護衛簇擁在後，他本人須發皆白，騎在一匹白馬上，神情凜然。沿途圍觀的百姓，說他仿如抬著棺材戰龐德的關公。他如此示威，是為了給正在談判桌上與俄國人交涉的曾紀澤撐腰，這兩個湖南人相互配合，取得了成功。因此，梁啟超說他是“百年來對中國貢獻最大的人”。
投身維新變法的譚嗣同，被袁世凱出賣之後，不肯出逃，身陷囹圄，咬破指頭用鮮血在獄牆上寫下“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悲壯詩句，然後在菜市口引頸就戮，心甘情願為中國近代的改革付出自己年輕的生命。
黃興為了推翻帝製、建立共和而出生入死，始終把失敗看成另一次戰鬥的起點。他的步伐總是那麼堅定，意誌總是那麼堅強，動作總是那麼敏捷。他的身影在硝煙炮火中閃躍。他不畏艱險，淡薄名利，為孫中山的事業取得成功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蔡鍔與袁世凱有不錯的私交，彼此之間沒有個人恩怨。但是為了反對袁世凱的複辟倒退，他第一個挺身而出，要用武力把袁世凱趕下皇帝的寶座。他的心裏隻有民族的大義，他一定要貫徹自己認定為真理的主張。
毛澤東為了締造一個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付出了犧牲六位親人的慘痛代價。秋收起義後，白色恐怖一度達到極端，中國革命處於最低潮。他經過深思熟慮，決定把革命的隊伍拉進深山。中央某些同誌對他的非難，令他煩惱不已。更讓他傷心的是，湖南作為他鬧革命的發家地，他一手建立的湖南共產黨組織裏的某些人也在詆毀他。回想起整個夏天的一切，他的心像割肉一樣疼。他的愛妻楊開慧帶著兩個孩子，正處在長沙的險惡環境裏，韶山的親人也將麵對國民黨的皮鞭毒打。眼前的處境非常艱難，他的頭發蓬亂，破爛的衣衫裏藏滿了虱子。他顧不得那麼多了，他所關心的隻有革命的前途。他從來沒有想到要去租界或者出國避難。他率領人數不多的部隊上了井岡山，開始了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並且帶領共產黨和紅軍從這裏走向了全麵的勝利。
足以佐證湖南人最有血性的例子不勝枚舉，湖南人的故事總是那麼引人入勝。以上所舉的幾個湖南人的作為，說明在湖南人成才的因素中，血性和剛猛的意誌是最大的驅動力。湖南人能夠拚搏，能夠吃苦，能夠奉獻，能夠容納外來的文明，都是因為血性使然。
湖南話中有一個方言詞彙，叫做“霸蠻”，它的意思，就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也可以說，霸蠻就是一個人挑戰自己的極限。湖南人很欣賞“霸蠻”二字，認為自己是“霸得蠻”的人。湖南在古代本是一塊蠻荒之地，這裏的居民被稱為“南蠻子”。也許這是外省人對湖南人的蔑稱。不過，湖南人本身並不以“蠻”為恥，而是以“蠻”為榮。因為這個“蠻”字之中，就包含著湖南人的血性。蠻，就是不信邪，不怕鬼。蠻，就是天不怕地不怕。蠻，就是不撞南牆不回頭，見了棺材不掉淚。
湖南人的霸蠻是有曆史淵源的。湖南人的祖先是好鬥的三苗。
在遠古時代，炎帝與黃帝是同一時代的兩個超級大部落的首領，炎帝活動的區域靠南，黃帝活動的區域靠北。炎帝是黃河以南各個少數民族的首領。他的勢力先是比黃帝大，他想取得盟主的地位，和黃帝在阪泉打了一仗，結果自己打敗了。他回到南方的老家，為努力發展農業生產，口嚐百草，所以他又叫神農氏。他死後，葬在今天的湖南株洲市的鹿原坡，這個地方後來叫做酃縣，近幾年又改稱炎陵縣。附近的醴陵縣和茶陵縣，縣名都和他有關。由此可見，湘中一帶應該是炎黃時代南方少數民族的中心。
炎黃時代結束以後，中原地區最強大的勢力是華夏部落聯盟，而南方最強的勢力則是活動在長江以南地區的三苗部落聯盟。“三苗”，湖南人的祖先，在古代史籍中又稱“苗”、“蠻”、“南蠻”，相傳為顓頊氏的後代。三苗部落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不羈而好戰的部落民族。堯、舜、禹在華夏部落聯盟當首領的時候，他們率領自己的部落與三苗部落進行了長達一百年的戰爭。
堯與三苗在丹陽大戰，打敗了三苗，但堯並沒有跨過長江“宜將剩勇追窮寇”，而是采用分化的辦法，用本身的文化去同化南方的少數民族。司馬遷說，三苗在江淮和荊州鬧事，於是舜把三苗遷移到三危，變成了西戎。但是，司馬遷的說法很難令人相信，因為將三苗變為西戎似乎是不可能的。西戎是指西北的各少數民族，要把三苗變成西戎，勢必進行路途遙遠的人口大遷徙。然而，當時缺乏有效的交通工具和道路，要做到這一點是無法想象的。因此，將三苗往南方和西南方擠壓，才是可信的做法。
舜將三苗遷移到南方和西南方，也是有記載可尋的。舜為了檢驗自己實行教化的效果，曾經南巡狩獵，到達湖南永州，死在那裏，被安葬在湖南寧遠的九嶷山，而這個地方就是零陵。
禹是舜的接班人，看到三苗在漢江流域、兩湖流域的勢力仍然很大，便集中各部落的力量大戰三苗，戰鬥相當慘烈。他對南方的作戰最後究竟打到了什麼地方，似乎無從考證，但是可以肯定，他的勢力範圍擴展到了江淮流域。三苗被迫繼續向南撤退，開拓南方和西南方。相傳後世在湖南、廣西、廣東以及雲南、四川、貴州等地的苗族，其祖先就是三苗。由此可見，湖南人的祖先就是一個不肯服輸的喜歡與命運抗爭的種族。在戰敗以後，他們受到壓迫，不得不在一塊被封閉起來的蠻荒之地吃力地討生活。他們當然會思考自己的命運，會對壓迫者掙紮反抗，也要與自然環境相抗爭，由此而形成霸蠻的性格，是不足為怪的。
湖南人的這種性格，在19世紀中葉，被一個名叫利希霍芬的德國人察覺到了。他是一個中國通，在中國的南方到處轉悠，感覺到了湖南人與周邊省份的人有所不同，有一種他所熟悉的西方民族的強悍之風，但又不盡相同。他把他的這個發現，用文字記載下來了：
湖南人是長期保持獨立的一個種族的後裔，中國的軍人主要出生於此，尤其是很多的官員也出生於此。忠實、正直、強烈的自我意識和粗獷、反抗心更是他們的性格特征。湖南不僅是中國最優秀軍人的搖籃，而且也是政治家的搖籃，當代曆史上扮演主角的人物有好幾個都出於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