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希霍芬認為湖南人是一個獨特種族的後裔，或許是因為他在中國十八行省中確實難以找到像湖南人這樣獨立特行的人群。根據我們上麵的分析，利希霍爾的想法是有幾分道理的。而且我們也不能不承認，湖南人是中華民族非常優秀的一個分支，他們曾在一個半世紀中成為中國的頂梁柱。“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楊度的話說得很狂，但並非頭腦發熱、空穴來風，他的話是對湖南人性情的一種豪邁的詮釋。
我們知道了湖南人是三苗部落的後裔，由此也知道了湖南人一些秉性的來由，但我們還要弄清楚湖南人為什麼現在仍然是以漢族人為主。湖南人的獨特秉性，曾引得中外許多曆史學家、民族學家苦苦思索：湖南人血管裏到底流淌著什麼樣的血液？有人猜測湖南人是猶太人希伯來人的後代，一些德國人甚至一相情願地想象湖南人是德意誌民族的後裔。這些說法恐怕都是無稽之談，比較中肯的說法是，湖南人這個獨特的種族，可能是中國境內多民族雜交而形成的優良品種吧。
現在我們順著曆史的線索往上追溯。在漢代以前，湖南因為它的蠻荒，很少有人自願涉足，通常是人們被迫逃生的地方。中原大地上每一次發生惡戰，都有大量的人口遷徙到這裏。
湖南是蠻荒之地，而居住在這裏的民族，則被稱為“蠻族”。在這裏，我們兩次看到了“霸蠻”中的那個“蠻”字，由此也就可以推想到“霸蠻”一詞和它所代表的精神的由來了。
在商朝和周朝，天子將長江以南三苗後裔蠻族居住的土地封給了吳、楚兩大諸侯國，這裏成為兩國的勢力範圍。太伯初到江南時，得到一千多家荊蠻的擁護，得以站穩腳跟，建立吳國。楚國立國的時間比吳國晚了大約一百年，是周成王把楚國封給熊繹的。
吳國和楚國建立以後，對商周文化和蠻族文化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吳國認同了黃河文明，其中特別是周文化。吳國在自己的文化體係中自覺地吸收了黃河文化。楚國的情況剛好相反。楚國在兼並周圍的小國家時，打出蠻夷的旗號來嚇唬對方，而在要求周朝給自己以王的稱號時，也以蠻夷而自居，以此來要挾周天子。楚國人把蠻夷文化當成了自己的正統。這樣楚國人發出了和周朝人不同的聲音，作為周朝人的異己，不能不使周朝人有所戒備，甚至產生敵對情緒。這種情況，有點類似美國的印第安人和白人的關係。這樣一來，楚文化受到周文化排斥，楚人受到周人的歧視。但是楚人並不以為恥，也不害怕，而是更加逆反，朝著“蠻”的方向繼續發展下去。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司馬遷在談到吳國和楚國中的蠻族時，分別使用了“荊蠻”和“楚蠻”兩個不同的名稱。在現代人的概念裏，荊與楚這兩個地理概念大致相當，因此荊蠻和楚蠻似乎就是一回事。但是司馬遷對吳國的蠻族隻稱“荊蠻”，對楚國的蠻族隻稱“楚蠻”。可見，司馬遷將荊蠻與楚蠻劃分開來了，而且劃分得十分清楚，十分嚴格。在這裏，我們看到一條時間的界線，那就是以太伯建立吳國之前和以後來做劃分。在太伯建立吳國以前，江南的蠻族通稱荊蠻，太伯建立吳國之後，司馬遷就將他們改稱“夷蠻”，或幹脆把他們叫做“吳”了。名稱的變換表明了實際情況的變化。變化是什麼？蠻人中有一部分和吳人融合在一起，另一部分則向更邊遠的地方遷移。遷移到湖湘一帶的，就構成了楚蠻的一部分。
楚蠻文化是湖湘文化割舍不斷的前身，也就是湖湘文化的原始形態。原始的野性，可以用一個“蠻”字概括，其中有野生植物遍地的自然環境，所謂“沅有芷兮醴有蘭”；有充滿原始風趣的服飾，所謂 “被薜荔兮帶女羅”；也有樸實蒙昧的民風民俗，就是“信鬼而好祠”；更有人類向大自然討生存的辛勤勞作和開拓精神，就是所謂的“蓽路藍縷”。
在“蠻”文化原始的野性中，為了捍衛獨立和自由，天生有一種反抗侵略和壓迫的精神，後來在湖湘文化中發展成為愛國主義精神。楚人身上表現得最為強烈的愛國主義，不是教化的結果，而是根深蒂固的原始信念。楚人以自己的蠻性，執著著這種信念。“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說出這個預言的人，是非常懂得楚人的這種執著的。
楚人的原始野性中還滲透了自強不息的精神。先王熊繹立國荊山，是為了自強，此後楚人為了獨立和自由，一直在奮發圖強。楚人對於周王室的分封不公，表示出強烈的不滿。他們說，過去齊國、晉國、魯國和衛國受封時，都接受了寶器，為什麼唯獨我們受封就沒有寶器呢？為了爭回公道，楚國多次興師問鼎周室，不斷開拓疆域，把楚國版圖擴展到淮河、黃河流域，包括今天河南、安徽、江蘇、山東的廣大地區，變得強大起來。後來，楚國內部發生了矛盾，給秦國造成了可乘之機。秦國後來居上，統一了中國。否則，曆史將會是另一個樣子。但是，楚人並不甘心被人吞並。後來，“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預言果然應驗，秦朝竟然正是為楚人所亡。曆史告訴我們，湖南人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蠻勁，特立獨行、自強不息，雖九死而不悔。
這個時期來到湖南的人當中，有一個人的行為和他的作品對湖南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就是戰國時代的楚國三閭大夫屈原。他是楚懷王的左徒，因為懷王聽信讒言，把他貶到沅湘。他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後人司馬遷高度稱讚屈原和他的作品。1696年，湖南人吳楚材、吳調侯在浙江紹興編輯了一本供全國各地私塾學習的課本《古文觀止》，其中收錄了湖湘文化的名篇佳句，一直影響到今天的中小學語文教材。《古文觀止》收錄了司馬遷的《屈原賈生列傳》和屈原的《懷沙之賦》。許多學者認為，培育湖南人精神的湖湘文化，就是起源於屈原這位充滿憂患意識和愛國主義的文人，而湖湘文化的發展，也將他的憂患意識和愛國主義貫穿了始終。
秦朝一統四海之後，鑿靈渠，置桂林郡，無數中原百姓被迫遷徙到五嶺兩側，大批罪犯被流放到了荊湘一帶，而不得誌的文人騷客，也被罷官流放到這裏。湖南以它博大的胸懷一概接納。於是，大量的漢人開始與三苗部落的後裔聚居在湖南，而湖南人的血統和文化，也由此而變得複雜起來。
可以設想，無論是流離失所的百姓，還是牢騷滿腹的文人和怨氣衝天的罪犯，來到了湖南，都必須辛勤地勞作，才能維持自己的生存。一方麵，他們必須不畏艱難，應對命運的挑戰；另一方麵，他們心裏對壓迫者始終充滿反抗的情緒。他們當中有些人，也會由自己的命運而聯想到要改變國家的命運。可以肯定，在湖南的汨羅江投江自盡的屈原遭到貶謫的身世，和他那種憂國憂民的情懷，最容易觸動他們的心。這樣，湖南人霸蠻的血性在他們身上得以延續，而他們也給湖南原有的居民們帶來了要在逆境中奮起的頑強意誌，和對命運、對天下大事的關懷與思考。
漢代以來，繼續有不得誌的中原人來到湖南。這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曆朝曆代來到湖南的文人們，因為他們是文化的推動者和代言人。賈誼不得誌，屈居在長沙；李白浪跡天涯，流蹤於湘水；柳宗元被貶謫，任官於永州；範仲淹憂心忡忡，歎懷於巴陵……這些遷徙、流放、浪遊而來的外省人士，帶來了各地的文化，推動了湖南的發展。
在中原人看來，湖南山高路遠，地老天荒，曆來是“化外之地”，也是漢民族與少數民族的雜處的地方。明朝時，朱元璋與陳友諒大戰之後，大批的江西人遷移湖南，史稱“江西填湖廣”。元朝初年，又有大批江西人來到湖南。韶山毛氏先祖毛太華就是移民湖南的江西吉安人。湖南人與江西人從此結下了解不脫的淵源，而江西人對湖南的鍾愛，大概就是起源於此。山民本有刻苦強悍的習性，移民則有開拓進取的精神。他們都要篳路藍縷、忍辱負重，也就是都得“霸蠻”。不“霸蠻”，叫人怎麼活下去！
中國曆史上，因戰爭而發生人口遷移的大規模“填湖南”的事件多達七次。由此可以推想，湖南人的血統和文化，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
懂得了湖南人的曆史變遷，也就找到了湖南人性格和精神麵貌的根源。三苗給湖南人留下了好鬥的種子和被壓迫者的反抗精神，開墾蠻荒之地的艱辛鍛煉了湖南人霸蠻的意誌，屈原為湖南人提供了憂患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從屈原那裏遺傳下來的貶官文化，經過曆代貶官的繼承和發展，在湖南形成了一種催動人們積極進取的文化氛圍。
這樣分析下來，我們就不難理解，湖南人為什麼自近代以來會將霸蠻的性格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糅合在了一起，構成湖南人所具有的血性，成為驅動大批湖南人成材的動力。
湖南人的血性不是說說而已。湖南的省會長沙，是一個充滿著血腥的城市。翻開中國的曆史，任何一次大的震蕩，都沒缺少長沙這個角色。但長沙在血雨腥風中始終昂揚著頭，長沙不承認自己的悲壯，喜歡別人恭維它的頑強。在這裏，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狂言：中國幸虧有個湖南，湖南幸虧有個長沙！毛澤東的那首《沁園春·長沙》，使長沙聲名遠揚。
長沙的頑強，數不勝數。
1179年，辛棄疾任長沙知府，時值金軍大舉南犯，山河破碎。辛棄疾發出了“金戈鐵馬、氣吞萬裏如虎”、“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的呼聲。長沙人用陌生的眼光疑惑地注視著這位文人——他能守住長沙嗎？事實說明，他率領“飛虎軍”抵抗金軍，成為維護南宋政權的重要軍事支柱。
1275年，元軍圍攻長沙。潭州軍民在李市的率領下，展開了一場悲壯的保衛戰。三千長沙的守軍大戰數萬元軍，百分之百是一場打不贏的戰爭。堅守了好幾個月，盼不到援兵，城池危在旦夕。李市端坐熊湘閣，令部將沈忠將他的全家老少集中在一起，積薪焚屍，然後自刎而死。元軍雖然惱怒於長沙的頑強，但也懾於湖南人的勇猛，城破後，悉心安撫，約束士兵，不許濫殺無辜。
長沙之所以頑強，之所以不畏強暴，不怕流血，因為它是湖湘文化最集中的代表地。有屈原，就會有賈誼，就會有王船山。屈原的愛國主義精神構成湖湘文化的基石。中國近代以譚嗣同和陳天華為代表的大批湖南誌士或引頸就義，或投水自盡，就是三閭大夫的風範遺傳。
嶽麓書院進一步豐富了湖湘文化，這座千年書院，是中國最早的大學，就是清華、北大也難望其項背。幾乎三分之二的近代湖南誌士從嶽麓書院畢業，或參加革命以後來此係統進修，或流連於它的邊緣受到熏陶。嶽麓書院北宋時就是中國的四大書院之一。四川綿陽人張軾在這裏執教，還專門跑到福建武夷山將他的好友朱熹請來，朱、張會講，一時轟動；朱張渡，愛晚亭，詩意盎然。最後朱熹也愛上瀟湘大地了，六十三歲還奔長沙而來，出任荊南路安撫使兼潭州知府。
有人說長沙的嶽麓山上盡是一些墳墓。而這座山之所以聲名遠播，就是因為這些墳墓。這些墳墓是國寶，其中安息的人物，是近代史上湖南所有的精英：黃興、蔡鍔、焦達峰、陳開新……
這裏不僅僅是革命者的歸宿，也是湖湘人物的出發點。“中興將相，十九湖湘”，一支支湘軍、一批批挽救清朝的中興名臣，如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燾、羅澤南……他們從嶽麓山下出發，將九州攪得天翻地覆。
如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他們從嶽麓山下出發，慨然北上，去從事維新變法。
一批批辛亥革命的元勳，如黃興、蔡鍔、宋教仁、劉道一、劉揆一、秋瑾、陳天華、焦達峰……他們從嶽麓山下出發，去從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而王闓運、楊度、譚延闓等人，也從嶽麓山下出發，要使君主立憲製奏出近代中國風采的交響。
一批批共產主義者，如毛澤東、劉少奇、蔡和森、任弼時……在這裏學習、鍛煉、辯論、思索、探討，到湘江中流擊水，開創出中國革命的嶄新局麵。
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中的傑出湖南人，無一不在長沙，在嶽麓山下、湘江之畔，接受湖湘文化的洗禮。近代湖南的仁人誌士太多太多，他們都是湖南的驕傲，長沙的驕傲。
在清末亂世和隨後的革命年代，傑出的湖南人都是鬥士型的，如同外國小說中的牛虻。他們推崇意誌力，主張人定勝天，做事喜歡講個人主動性，反對擺困難講條件。所以，外省人又送給湖南人一句話：“湖南人天生就是打天下的主”。
有血性的湖南人自然是尚武的。他們崇尚的是武林中的俠者風範。黃興和蔡鍔身上，都有維護正義的俠氣。湖南人愛讀《刺客列傳》，愛讀武俠小說。少林寺在河南，武當山在湖北，湖南雖沒有武林名門正派的聖殿，卻成了全國最大的武術基地，基本上縣縣有武館，市市有武校。
湖南人的武功是否一流，沒有見過權威的鑒定。金庸筆下的洞庭派和衡山派，似乎武功未臻化境，行事也不很光明正大，但那隻是小說罷了。要說實在的情況，既然清末湘軍打仗也要靠拳腳和刀槍，而湘軍又是那麼善戰，湖南人的武功應該是說得過去的。不管怎麼樣，湖南人好習武、好從軍，是祖輩相傳的習慣，與外省人“好男不當兵”的觀念大不相同。沈從文仿效托爾斯泰棄武從文，隻是一個特例。湖湘子弟應征入伍，是一家人的榮耀，往往要擺酒慶賀，在湖南人眼裏，當兵習武與考上重點大學同樣光榮。
湖南人的尚武精神主要是在軍隊中實現的。“無湘不成軍”的美譽絕非浪得虛名。從清末湘軍到民國的湘軍，直到革命的湖南人締造和指揮革命的軍隊，這個斷語得到了曆史的映證。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史記載了湖南人尚武精神的輝煌。毛澤東說過：“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無數湖南人跟著他打天下。中國人民解放軍1955年首批授予中將以上軍銜的高級指揮員中，十大元帥中湖南人占了三位，十位大將中湖南人占了六位。五十七位上將中，湖南人占了十九位，一百多名中將中，湖南人占四十五位。
打仗要流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因此，湖南人用鮮血書寫了中國近代史上最壯麗的篇章。
譚嗣同用鮮血寫出了戊戌變法的慘烈，黃興、蔡鍔、宋教仁、陳天華、禹之謨、馬益福、劉道一、劉揆一、楊毓麟、焦達峰等湖南人，用鮮血書寫了推翻帝製、捍衛共和的曲折和艱辛，以至於有“廣東人革命，浙江人出錢，湖南人流血”的說法。毛澤東、劉少奇、蔡和森、任弼時、林伯渠、李富春、鄧中夏、李立三、何叔衡、陶鑄、胡耀邦、郭亮、楊開慧、向警予等湖南人，為了建立新中國，有的嘔心瀝血，有的獻出了生命。近代以來的湖南，幾乎家家有烈士，人人有瘡疤。
戰爭與革命以流血為象征，記載了湖南人的血性。戰爭年代過去很久了，湖南人已不再流血。但湖南人並沒有懈怠，沒有鬆垮，沒有在燈紅酒綠中浮躁，也沒有在安寧舒適中消沉。他們的血性仍在，仍然支撐著頑強拚搏的精神，驅使湖南人在和平的環境裏成才，在非暴力的領域裏施展才幹。
風水育人才，冰火造雄魄。
湖南人血性的形成，不僅有著種族的根源，不僅有著文化的熏陶，還受到湖南自然環境的影響。
前麵說過，中華文明的兩位先祖炎帝和舜帝，都選擇了在逝世後把自己安葬在湖南的山水之間，或者說，他們都選擇了在南方的熱土上終結自己的生命。由此可見，湖南這塊大地，實在是令人魂牽夢繞。
美國人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讚美“湖南是一個非常美麗的省份”。湖南為什麼美麗？因為它有大湖、大江和大山。洞庭湖之大，堪稱天下之洞庭，所謂“洞庭天下水，嶽陽天下樓”。三湘四水，瀟湘八景，天下聞名。南嶽衡山，五嶽之一，又名壽山，是人們祈求長生不老的地方，也是儒道佛三教的聖殿，香火不絕。“南嶽天下秀”，其實它的雄偉給人更深的印象。舜帝葬身的地方也是令人神往的，“九嶷山上白雲飛，帝子乘風下翠微”，好一派如詩如畫的風光！還有一個桃花源，是中國人理想中的世外佳境。張家界武陵源風景區，原本靜悄悄地沉睡在美麗的湘西北，從它醒過來的那一天起，就以原始的風貌成了世界級的旅遊風景區。“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大雁到了湖南，都不再往南飛了。“芙蓉國裏盡朝暉”，是湖南百姓溢於言表的自豪。
湖南的人才，就是孕育於這樣一片美麗的山水之間。人傑地靈，湖南無疑是一塊風水寶地。湖南人曆來相信風水與人才的關係，其中固然含有迷信的成分，但那些根據理性分析得出的結論，卻是非常具有說服力的。我們可以相信，湖南的土地為湖南人提供了果腹的糧食，而湖南的山水的確有助於造就湖南人的才氣。
唐朝的劉禹錫指出，獨特的湖湘山水與湖南人性格具有內在的聯係：瀟湘間無土山，無濁水，民乘是氣，往往清慧而文。
湖南水多山多。湖南的水實在太多了，多得年年發水災。湖南的山實在太多了，東有羅霄山脈，南有五嶺，西有雪峰山脈、武陵山脈，要有多高大就有多高大，高大得足以抵擋熱帶海風的吹拂，高大得足以讓西伯利亞的寒潮在這三麵環山的丘陵地帶悠悠旋轉，形成“洞庭波湧千堆雪”的雄壯。感性地說，這裏的山是靈氣的山，人才像竹筍一樣，一發就是一窩窩，用“雨後春筍”來形容近代湖南人才輩出，真是非常貼切。
錢鍾書先生的父親錢基博先生對於湖南人才輩出的原因，有過一段理性的論述。他認為湖南人才迭起，是因為這裏水少山多。其實在湖南人看來，湖南並不缺水，因為在省內行走，到處都能見到河流或湖泊。為什麼他會認為湖南少水，就不得而知了。除了這一點以外，他的說法都很中肯。他說：
湖南之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群首所萃，蓋四塞之國，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疊嶺，灘河峻激，而舟車不易為交通；頑石赭土，地質剛強，而民性多流於倔強。以故風氣錮塞，常不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風氣自創，能別於中原人物以獨立。人傑地靈，大儒迭起，宏識孤懷，涵今茹古，有獨立的自由思想，有堅強不磨之誌。義以淑群，行必厲己，開一代之風氣，蓋地理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