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著名的文化產品策劃人周政先生和我討論如何寫作這本書的時候,在我們身前的桌子上,放著一大堆圖書和文稿,其中有唐浩明先生的名著《曾國藩》，唐徽先生的係列著作《天下湘軍》、《天下湘女》和《湘軍謀略》，文壇新秀楊翔森先生與郭亮先生的力作《無湘不成軍》和《湘軍演義》，另外，還有周興旺先生的暢銷書《湖南人憑什麼》，以及袁新華先生主編的《中國女孩文花枝》。
周政先生和我都已經通讀過了這些圖書和文稿。因此，當我們正在思索著怎樣為我即將動筆的這本書命名時，周政先生似乎很不經意地吐出一句話：“我想，就叫《我是湖南人》吧。”
我馬上抬眼看著他，嘴角露出一絲會意的笑容。
從我們對視的目光裏，我們知道，這個書名已經敲定。
他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我們都知道，《我是湖南人》這個簡單平實的書名裏，包含著我們所了解的無比豐富的內涵。我們身前的那堆圖書和文稿，似乎都是為了向人們宣示“湖南人”是一種怎樣的身份而問世的。
湖南人是一種怎樣的身份？兩個字就說清楚了：人才。
周興旺先生在《湖南人憑什麼》這本書的序言裏，開宗明義地說過：“如果說北京是中國的政治首都，上海是中國的經濟首都，那麼，湖南就是中國的人才首都。”
當然，周興旺先生並不是第一個指出湖南人具有“人才”這樣一種身份的人。早在八百多年前，天下四大書院之一的嶽麓書院，就已經高懸著一句斷語，莊嚴而高亢地說出了同樣的意思：“惟楚有材，於斯為盛。”說這話的人是南宋的大儒朱熹。這位在明朝和清朝備受推崇的哲學家和教育家出生在江西，一度掌管長沙的高等學府。他的這句斷語，是外省人對湖南人的一種客觀的評價，使湖南人的身份大增榮耀。他告訴人們：湖南是天下人才最多的地方。
在此之前，另一位江西人範仲淹在洞庭湖畔寫下了《嶽陽樓記》，為湖南人才的精神風貌做了定位：“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湖南的人才，誦讀著這樣的千古名句，滋生出一種抱負天下的氣質。同時，洞庭湖因這篇文章名揚四海，嶽陽樓因這篇文章令人景仰。曆史的演變漸漸地證實了一代名儒朱熹的預言，近二百年來，湖南成為為中國和世界提供人才的基地，直至成為孕育人才的中心。自從中國近代史翻開它的卷頁，人們便看到青史留名的湖南人燦若星辰，形成中國近現代史上獨一無二的繁盛氣象。
一個地方的名氣，是可以靠文章傳播的。曆史上，湖南本是中國一個卑濕而蠻荒的省份。在清朝之前，史傳上很少記載湖南出了什麼大官、大將、大學者、大文豪。但是，屈原的《離騷》和《懷沙之賦》，賈誼的《吊屈原賦》，司馬遷的《屈原賈生列傳》，以貶官的氣節和尊嚴所特有的魅力，傳播著這塊蠻荒之地的名聲。東晉時代，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描繪了洞庭湖畔常德境內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平等的烏托邦。而對湖南山水格外依戀的江西人王勃的《滕王閣賦》和範文正公的《嶽陽樓記》，再次喚起了中國的讀書人對湘江和洞庭湖、對古城長沙和嶽陽的憧憬。三湘四水吸引了四方朝野的文人騷客，成為他們放逐、遊學和聚會的場所。
於是李白來了：“隨風吹到夜郎西。”據人們的考證，夜郎就是今天湖南的新晃。
杜甫來了，寫下令人怦然心動的詩句：“洞庭天下水，嶽陽天下樓。”
黃庭堅來了，在郴州蘇仙嶺留下了《憶秦娥》：“郴江自幸繞郴山，為誰流到瀟湘去。”
柳宗元來了，寫出了關注民生疾苦的現實主義名篇《捕蛇者說》，寫出了中國山水散文的典範《永州八記》。他以優美的文筆，向人們揭示了湘江上遊的原生風光帶。
周敦頤回來了，為躲避戰亂，辭官不做，來到湖南湘潭縣一個叫隱山的地方，在山頂上搭了個茅棚，在一方從不幹涸的池塘裏種了一池荷葉。盛夏，見荷葉出汙泥而不染，便作《愛蓮說》。隱山因為有他這樣的人隱居而得名。
朱熹來了，和四川名士張軾在湘江邊促膝談心。他們看著湘江北去，以湖南的風水來映證儒家的理學，決定在湘江邊的嶽麓山下施展自己的抱負。他們聚會的渡口後來便叫做朱張渡。
胡宏來了，和他的兒子辭官來到隱山，開創了湖湘學派。胡宏在這裏教書育人，研習心性學，成為南宋理學的始祖。他在一股四季噴湧的泉水邊開創了碧泉書院，使隱山不再幽隱，一度成為湖南的教育中心。碧泉書院隻是一個發端，後來的嶽麓書院，就是碧泉書院的延伸。
湖南的人才，便是在這樣的人文環境下受到了熏陶。湖南人情懷激昂，瀟湘風雨彌漫八方。湖南的人才們，個個誌存高遠，要在中國的曆史上大放光彩。
很快，湖南就有了大思想家王夫之、大學者魏源、政治家陶澍和外交家郭鬆燾。當然，這還不足以形成後來那種“一部中國近代史，半部由湘人寫就”的恢弘的格局。在他們之後，湖南相繼產生了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大批政治家、軍事家、革命家、戰略家、哲學家、文學家和音樂家。
從此以後，湖南不僅靠文章，不僅靠詩詞歌賦，也靠武力、謀略和革命來傳播著自己的名聲。
在嶽麓書院，以曾國藩為首的湘軍將領，完成了世界觀和人生觀的係統培訓。當時世大亂的時候，湘軍支撐著清朝即將傾塌的江山，一方麵維護了愛新覺羅家族的腐朽統治，另一方麵也防止了國家疆土的分裂。曾國藩的湘軍先後鎮壓了太平天國、撚軍、貴州苗民、雲南回民和四川農民的起義。這支軍隊掠奪戰爭地區的財富，把江浙的財富轉移到湖南，用武力在省內“扶貧”，使湖南頓時成為全國富裕的一省。同時，湘軍也向國人昭示了漢人的力量，表明滿清的統治氣數已盡。蔡元培先生說：“直到湘軍崛起，表示漢人的能力，滿人的信用才喪盡了，這也是間接地促成了革命。”